刘震云：我是怎么成为作家的

刘震云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感觉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并无差别。虽然各地的建筑、河流、肤色、语言不同，但“人性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刘震云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是少年天才，1978年以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句顶一万句》让他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2018年他又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银幕上同样成绩斐然。

刘震云的写作曾被贴上过许多标签：幽默、新写实主义、总是以延津为写作对象。但回到写作的本质，他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兜兜转转，故乡就是世界

1．姥姥让我牵肠挂肚一辈子

1958年5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一个普通人家。延津县归属于河南省新乡市管理，位于黄河北部，因为气候干燥，旱灾频繁发生，种地全靠天气决定。

“我父亲是人民公社普通的职员，我母亲收破烂，物质非常的贫瘠，饭食也非常的粗糙。”刘震云回忆。

刚满八个月的时候，乡下的姥姥把刘震云从县城抱到了乡下，带回王楼乡西老庄村养活。

刘家老宅是一个干净、古旧的院子，门口种着两棵椿树，青砖灰瓦，东西两间、南北两间，正房的梁上用隶书写着“建于1974年”。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姥姥离世后，它也死了。

后来，刘震云在原位置，重新栽种了一棵枣树。屋子里的物品和器具，也都保留了姥姥生活的原貌，墙上和柜子上，挂着姥姥的照片。

照片上的姥姥慈祥而温和。如今，照看刘家老屋的彩云是刘家的远亲，因名字出现在《手机》中，也成了名人。彩云说：“姥姥活到90多岁，一辈子好干活，80多还下地呢。”

姥姥其实不是刘震云的亲姥姥。刘震云的母亲刘素琴回忆说：“我是小时候给人家了，养母给养大的。

震云他8个月时我参加工作，没时间照顾他，震云就在老家一直跟着我妈，他对姥姥感情可深了。我妈可大气，不是农村一般的老太太，自强自立、懂得很多道理，几个孩子都是她帮助拉扯大的。”

姥姥把他一直带大，是刘震云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陪伴，让他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牵肠挂肚惦记了一辈子。

在小说和电影《一九四二》里的结尾部分，刘震云几次写到姥姥。三年困难时期，姥姥背着年仅八个月的刘步行四十里，从延津县城一直走到王楼乡老庄村。

“没有姥姥，我就是众多饿殍中的一分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姥姥之于孙子刘震云，却意味着神圣的亲情和信仰，那是爱、温暖和饥饿、贫穷共同铸就的生活记忆，也是人性里善良情感的闪亮光芒。

刘震云5岁时，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小学，接收5岁到12岁的学生，学费5元。街坊四邻议论纷纷：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闲钱去上学？

在大户人家当过长工的姥姥没说话，卖掉了头上戴的银发簪，卖了5块钱，拉着刘震云就去小学报名。

姥姥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村妇女，在村里受人尊敬，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每年一到在农忙季节，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

她弯着腰割完一垅地的麦子，速度奇怪，一刻也不停歇，回头看，村里那些壮实的中壮年男工，才将将割到一半。

刘震云问她割麦子的技巧，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姥姥告诉他：“割麦子的时候，千万不能直腰。

再苦再累要忍住，你起身直了一次腰，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别人在休息抽烟的时候，你还得继续不停歇，不断地坚持割。”

姥姥不认识字，也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在黄土地里操劳，做人认真，说话朴实。

2．“哲学家”舅舅教我的道理

刘震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出生之前，家里生活就已经很艰难。

后来，这个家庭共要了4个孩子，三儿一女，靠两个大人的工资要养活4个孩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家乡亲人里面还有两个舅舅。在刘震云看来，都是充满智慧的哲学家。一个舅舅是个赶马车拉货的，另外一个舅舅则是个当地闻名遐迩的木匠。

我13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他是我舅舅，我舅舅个子特别高，所以他的外号叫大个儿，

他在我们村是一个赶马车的，他是我们村儿到外边世界距离走得最远的人，他到过我们县城。

我说县城怎么样？他说楼高些，人多些。在牛棚里面，在牛马的吃草声中，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说，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他说：“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不上不下的人在世界上很麻烦，你想过将来娶媳妇的事吗？”

我说：“舅我13岁该不该想？”我舅又说：“如果13岁还不想的话，你就是一傻子。”我说：“舅那我想，他说你想，但照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的状态，你只能找个小寡妇。”

一席话终了，舅舅给刘震云指出了人生的方向：“要想娶个正经媳妇，得离开这个地方。”我说：“舅，我要想家怎么办？”

他说：“你没有离开过家，你怎么知道想家呢？如果在这个村里边，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

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我听了他的话，14岁离开了家乡参了军，一直走到现在。

刘震云当兵的那几年，另一个人生导师，木匠舅舅的话，在他路灯下值班站岗、看书以外的时间里，在面对一片漆黑的沙漠戈壁的时候，时常涌上心头。

我另外一个舅舅是个木匠，脸上有点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的箱子柜做得最好、卖得最好，渐渐我们方圆40里，木匠就剩下他一个。

所有的同行都觉着刘麻子毒，所有的顾客都觉着他的木匠活儿好。

我说：“舅舅，所有同行说你毒，所有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毒呢？还是好呢？”他说：“人说你坏、说你好并不重要，问题是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木匠。”

我说：“那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好木匠的呢？”他说：“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三天，我花的是六天；但只是花功夫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因为我喜欢木工活，我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

这个舅舅告诉我的话跟孔子一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3．出发是另一种抵达

命运真是神奇，自称“全村最笨”的刘震云，原本想通过当兵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结果复员回家，先是当塔铺中学的乡村教师代课，而后通过高考上了大学。

北大毕业后，刘震云进入《农民日报》工作，定居北京，有了铁饭碗的工作，变成了城里人，拿到北京户口本，分到了房子，成家立业，也生了女儿，

女儿的名字也与家乡河南有关，因为雨少旱灾多，刘震云希望祈祷家乡风调雨顺，特意为女儿取名为“雨霖”。

经历了几年军队历练的他，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让他变得老成，外表平易近人，和刘震云一起上北师大研究生班的同学迟子建在文章里回忆说，

“刘震云喜欢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不动声色，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刘震云的话永远让人辨不清真假，所以即使他说真话的时候也没人把它当真。

他的性情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沾染了一些云气的氤氲与逍遥，当你认为看清他时，其实他还十分遥远。”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策划了一个名牌专栏《名家与乡村》，这个专栏延续了几十年了，至今还在。

今年1月份，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延津与延津》，在这篇散文里，刘震云再一次回顾、解答了他和故乡和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

刚开始写作，刘震云说自己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但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

就像登山一样，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

“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我离开了家乡，但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

我想说的是，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

刘震云自称“笨人”一个，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个是写作，一个是跑步。（张英）

摘自《新民晚报》

刘震云：“我是从那里来的农家子弟”

“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那是34年前刘震云短篇小说《塔铺》里的最后一句话。他一直都记得。

中国作家中，刘震云可能是“触电”最多的，不仅作品被改编得多，还亲自上阵出演角色。

虽然镜头不多，但刘震云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还接触到了不同的人，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

刘震云笑言，身边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哲学家，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对自己有很多启发。

倾听的力量

有一次，刘震云在荷兰一家图书馆交流，有位读者站起来说，读《我不是潘金莲》她从头到尾都在笑，唯有一个地方哭了，就是主人公李雪莲对世界上所有人说话都不被相信的时候，她开始对一头牛说。

所有人都在取笑她，她只有说给牛听：你相不相信我不是一个坏女人，这个状到底告还是不告？刘震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补了一句：她身边有第二头牛也在听，他叫刘震云。

我相信这是刘震云的常态，以牛的姿态和忠诚倾听。当李雪莲们的心事无处诉说时，他在倾听；

当他把听到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告诉读者的时候，赢得更多的倾听。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倾听的力量。

刘震云的朋友很多，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

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师傅习惯戴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

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

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过去写作，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现在，刘震云逐渐发现，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每天的写作其实是在倾听，倾听使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早期的小说就已暗示了刘震云后来的创作宗旨：白描现实人生，以写实的笔墨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境遇。这在刘震云大概是必然。

比如坐高铁，他特别喜欢坐二等座，很多人觉得太嘈杂，有些乘客会把手机声音放得很大，孩子跑来跑去，但刘震云感觉温暖，他也喜欢享受满车厢方便面的芳香。

但是后期，刘震云的作品被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其实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真实而“魔幻”的世界里。

《一日三秋》中明亮对花二娘说：“人在梦中常哭湿枕头，您说这哭是不是真的？人在梦中常笑出声来，您说这笑是不是真的？有时候这真，比生活中的哭笑还真呢。”

在《故乡面和花朵》里，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说：“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场戏，刚刚还是主角，转眼之间，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

《一日三秋》干脆就让演员直接上场了。豫剧《白蛇传》里扮演许仙、白娘子、法海的三个人在现实中纠葛，仙女花二娘的传说在画里、在传说里、在梦里穿梭，

这使“一日三秋”有了“三生三世”的意味。这是一部罕见的荒诞剧。然而，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一辈子活成了笑话

“说得上话”，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就像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说的：“一个人的孤独不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故乡是他的文学圣地。从上世纪80年代的《塔铺》《新兵连》开始，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刘震云沿着故乡一路走来，

《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中，均可见遥远的故乡，《手机》《我叫刘跃进》也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延津。

这底色在《一日三秋》里愈发清晰。陈明亮重金寻赏枣树心的门匾，也是延津的情结，是明亮、也是作家内心割舍不断的思乡情结。

三千年前冷幽族的仙女花二娘流落河南延津，每夜入人梦中讨笑话，会说笑话的人，她奖励红柿子；笑话无趣之人就要背二娘去喝胡辣汤。

殊不知花二娘已化为一座山，背山人一梦呜呼。花二娘并不知道，丈夫早就在听笑话时被鱼刺卡住喉咙，又被扔进黄河淹死；

陈明亮的母亲樱桃死后从长江漂下去到了九江，突然回到了宋朝，到宋朝找到的笑话救了她的命，因为阎王爷也喜欢听笑话——

所有人最后突然觉悟，自己好像一辈子活成了一个笑话。

刘震云用笑话讲述了最朴素的人生：活成一个笑话，也没什么不好。而笑话与笑话之间，人的笑话和寻找笑话之间，都是结构的艺术。

在刘震云的作品中，结构的着力胜过故事，故事怎么讲，比故事本身更重要。很多时候，他的语言是缠绕的，却是质朴的、平易的，

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炫技，没有夸大，用朴素的语言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反而映照出故事背后深刻的道理。

见识是考验作者的

刘震云讲话、写小说都很绕。他简洁诙谐的叙述中，简单的故事变得没完没了，让人欲罢不能。

他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是外祖母。

《一日三秋》里明亮的奶奶，或许就寄托了作家的思念，而先前的《故乡天下黄花》索性直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在刘震云的眼里，外祖母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

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

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

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刘震云说，他的写作从外祖母的哲学中领悟了很多。

“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最根本的标尺。

“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

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是刘震云的习惯。

摘自《新民晚报》

“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

以下为刘震云的自述：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去年夏天，我出版新书《一日三秋》，收获的好评很多，这件事超出了我的预料。

一开始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偶尔会担心这个“笑话”说得好不好。就像书里的花二娘提着一篮柿子入梦讨笑话，好笑，便递上来一个柿子，不好笑，要背着花二娘去喝胡辣汤。

如果《一日三秋》写得不错，我就能收到一个红柿子，让我惊讶的是，我收到的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二十多个红柿子。

这些好评，对我，对书里的这些人物，都是一种安慰。

“笑话”是贯穿《一日三秋》的主线，笑话和人物、时间、空间、民族之间的纠缠形成了这个故事的结构。

《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人和大地的关系，《一日三秋》打破了生死的壁垒，里面有活人，也有死人，死人还能开口说话。这其中的前提，就是“笑话”的介入。

《一日三秋》里的笑话分为五层结构。第一层是豫剧演员陈长杰和李延生，他们觉得自己把人生过成了一个笑话；

第二层是花二娘，她活了3000多年，来到延津，就是为了在人们的梦中寻找笑话。

第三层是花二娘对于花二郎的寻找，但是花二郎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花二娘在等一个永远不来的人，这也是一个笑话；

第四层是花二郎的故事，他在吃鱼的时候，鱼刺卡在嗓子里，被噎死了；

第五层是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日三秋》这本小说最大的结构，在我写下第一个字之前，这个结构就已经想好了。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思想的顿悟是写作的开始。新的思想和顿悟一定会带来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语言。

我的写作习惯是从思辨倒推到故事，倒推到人物，倒推到语言，但首先一定是思想。

老是有人问我，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多少时间。其实写作花了多少时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之前花了多少时间来思考。

比如《一日三秋》，我想了有五年，但是真正写作的时间只有半年。

写作和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越努力反而离正确越远。如果你在思想和结构上出现了偏差，就像是建筑设计的地基出现了问题，修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

我是河南新乡延津人，许多作品的背景也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延津这座城市里，比如《一地鸡毛》《塔铺》《一句顶一万句》，还有这次的《一日三秋》。

许多人问我，延津是不是必须是你写作的故乡、策源地。

不是这样的。

我选择延津，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很熟悉，写作起来很便利。我对于延津的胡辣汤、羊肉烩面、火烧，对于人们走在街上的表情、他们的笑和哭、他们的话语和心事，都特别地清楚。

但是我的作品也不总是和故乡有很紧密的关系。我的很多小说，把延津换成任何一个地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是成立的。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写作的初期就悟到创作的真谛。写作的真谛就是，一部接一部地写，在不同的作品中渐渐发现应该怎么写。

在《塔铺》中，我的写作还是一个很“质朴”的阶段，写质朴的人物和故事。这对于一开始写作的人是非常占便宜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

但是他非常质朴，大家也会很喜欢他。到了《新兵连》，我渐渐悟出了一点：每部作品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像乐队表演开始时用贝斯来定弦。

在《温故一九四二》里，我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一段严酷的历史。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当年的逃荒路上，老李饿死之前，

没有像哈姆雷特一样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政府，老李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老张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三天，值了。

河南那年饿死了300万人，我要写的是这300万人他们对待生死是一种什么态度，这是我写作的初衷和出发点。

当严酷的事实发生过多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它就是一块铁，你是一个鸡蛋，撞上去就碎了;

如果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它就变成了一块冰，幽默是大海，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我采访过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我说姥姥，咱们谈一谈1942年。

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这就是幽默。用幽默的方式来写严肃的历史，用喜剧来写悲剧，它是一个艺术结构和解构问题。这个结构和解构不是我本人创造的，是这个事实所包含的。

《温故一九四二》是用喜剧的态度来对待一场宏大的、严肃的悲剧，它因此变得更加悲剧了。

冯小刚导演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看重的就是这种幽默的态度，但幽默背后还有很多悲凉的东西。

我每写一部新作品，都会产生一些新体会，这些新思考带着我去书写下一部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一开始业界给我一个标签，叫新写实主义作家，这概念是说作品是零度情感，表现的生活是原生态。也许是对的。

但世界上，不止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很多时候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我写作不是为了反映生活，如果反映生活，直接看生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写虚构人物虚构故事?

虚构故事里的人物为什么能感动生活中的人？

这绝不是因为读者在书中看到了和生活中相似的人，他看到的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跟他有点相似但又有点不相似。

相似于处在同一社会形态时间空间，不同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认识跟社会生活同阶层人的认识不一样。这是思想的力量。

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一个公务员，但他跟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不一样。

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小说中的小林认为他家豆腐馊了重要。

作家在作品中应该替普通人思考。比如我在生活中看到外卖小哥，他们每天都非常忙碌，总是在奔跑，可能没有时间进行思考。

但是如果我要在一个作品里写外卖小哥，我就需要替他思考他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生活的延伸。

《一日三秋》里，明亮很喜欢吹笛子。有一天马晓萌问他在吹什么，明亮无法解释。对明亮来说，如果在生活中能够把这些情绪说出来，那还吹笛子做什么？

文学也是一样的，说出了大家在生活中无法诉说的事情与情感。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这是文学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的原因。

我之前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是一种说教。恰恰是哲学说不清楚的地方，才需要用文学来表现。

如果一个作家沉溺于说教和纯理性的东西里，这会使得他的作品十分减色。

纳博科夫谈托尔斯泰时，说他写的一部不如一部。《战争与和平》最好，《安娜·卡列琳娜》不如《战争与和平》，《复活》不如《安娜·卡列琳娜》，因为后边两个充满着说教。

在《安娜·卡列琳娜》中，托尔斯泰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对奴隶制的思考和反思。纳博科夫说，这些长篇大论，还不如写安娜的头发更动人。

写作者最好的态度是倾听，倾听作品中的人物在说什么，而不是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潘金莲》在荷兰出版时，我去阿姆斯特丹配合出版社做推广，在一家书店里跟读者交流，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读《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

她从头至尾都在笑，惟有看到李雪莲把话说给所有人，大家都不听的时候，她开始跟家里的一头牛说话:

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你觉得我是坏女人吗?看到这里，这位读者哭了。

她说，在这头牛听李雪莲说话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不怪大家不读书，怪作家没有写好”

这二十年来，互联网带给社会的进步，是无与伦比。它当然也改变了文学和文学的读者。

最明显的一点，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20年前，甚至是10年前，当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译者会问我一些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什么是羊肉烩面和胡辣汤，以及白娘子、孙悟空、潘金莲都是谁。如果通过信件来交流这些问题，一来一回起码要一个多月，但现在发email，当天就能解决。

很多人说，互联网的发展对纸质阅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看手机，因为手机里有很多便捷、有趣的信息。

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品是适合慢慢阅读的，这些作品就更适合纸质媒介，因为你在读的时候可以来回翻阅。

我不相信互联网对于纸质书有多大的冲击。比如《一句顶一万句》，它已经卖到了200多万册，

去年的《一日三秋》已经第六次印刷了。我觉得不怪大家不读，重要的是作者到底写没写好。

互联网和娱乐行业的发展也给写作者带来了很多改变。有人会问我，上综艺会不会影响写作？

其实就算我不上综艺，也得去菜市场买菜，得去和朋友聚会，得坐高铁回到我老家的村子里住。

录制综艺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这跟我去买菜没有任何区别。我从前去菜市场能接触人，回老家村里能接触人，在高铁上能接触人，现在我录制综艺也能接触人，能观察到很多生动的细节和人性的幽微。

我现在也会看综艺、看抖音，他们很多时候拍出来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写作者需要博览群书，更需要深入到生活中去。

创作焦虑是每个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你看一部作品，包括电影，开头还可以，到中间和后边就慢慢不行了；一个作者前两本书还好，后两本书越来越差；一些导演前几部电影拍得还行，接着拍得越来越不行。

为什么他们衰老这么快?

你能看出来他在焦虑，但越焦虑越不行。也绝对不是缺乏生活，每个人都不缺乏生活，生活活色生香生龙活虎，他都在生活中，每天吃三顿饭，身边有朋友。

那是为什么?

因为思想认识没有随着时间进步。他们都想下一个作品要比上一个作品写得好一点，要去发现新的故事、人物——我永远不相信那些。

关键不是新的故事、人物，而是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带来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的认识不断进步，每一部作品才能写得不一样。

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永远保持着二十多岁的心态，需要不断发现新的思想、新的认识。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的底色是哲学”的另一层面。

摘自《ELLEMEN睿士》

网址：刘震云：我是怎么成为作家的 http://c.mxgxt.com/news/view/27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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