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3年9月23日，由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后，因为它注重文学创作，注重提携和培养文学青年，而且是每周出版两期，所以，很快就受到了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到了1934年年初，它已经彻底取代了吴宓教授苦苦支撑了6年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而独占鳌头。

　　在衷心欢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队伍中，也包括了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的青年学子季羡林。当时，他在周围同乡好友的激励和影响下，也时时产生创作的冲动。1933年12月6日至8日，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了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抒情散文《枸杞树》。文章回忆了1930年夏，他第一次到北平考大学，住在西城一个公寓里，伴着院内一棵苍老的枸杞树，读书备考，做着理想之梦的生活经历。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自认这是“一篇很有诗意的文章”，但是，写完再看，“总使自己都失望，诗意压根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把文章拿给李长之看，得到李长之的欣赏，竟然代其寄给了沈从文主编。12月26日，他看到了沈从文给李长之的回信，告之《枸杞树》稿子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写得很平淡，没有对文稿进行评说，这让季羡林感到有点失望。然而，美丽的希望也正在向他招手。意外的惊喜很快出现了：散文《枸杞树》不仅在12月27日和30日的《文艺副刊》上连载发表了，而且，得到了文学圈内多人的好评。这极大地鼓舞了季羡林进行文学创作的积极性。

　　散文《枸杞树》的写作还是下了功夫的。它不仅学习了中国古典散文名家的结构布局，而且，借鉴了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的写作方法，正如季羡林自己所总结的：像谱乐曲那样，主旋律多次出现，“把散文写成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

　　到了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盘点自己数十年来的散文创作时，他仍然深爱着他的处女作，他说：他的第一篇散文作品“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题目是《枸杞树》，里面记录的是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

　　1934年夏，季羡林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回到家乡，应聘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教。不久，他又写了剧评文章《读〈梁允达〉及〈村长之家〉》，发表在同年12月8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一次他没有像发表散文《枸杞树》那样，署上自己的大名，而是像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样，署用了他的笔名“窘羊”。

　　使用“窘羊”这个笔名，多少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他虽然有了待遇优厚的教员职位，但是，当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北大派”与“师大派”互争地盘。济南高中的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他授意季羡林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北大派”的声威。季羡林对此不感兴趣，有违校长的旨意，于是，手中的饭碗也就不那么稳当了。当时，学校对新教员还是很“重用”的，其他国文教员每人教同一年级的3个班，而季羡林要教3个年级的各一个班，这样，他的备课量就大得多了。几种因素的夹击，他的处境还不够“窘”吗！

　　季羡林评论的两部作品，均为剧作家李健吾（1906—1982）创作的话剧。1934年10月，作为傅东华主编的“创作文库”之一，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名即为《梁允达》。

　　当年参与“创作文库”出版作品集的，有老舍、张天翼、沈从文、巴金、郑振铎、王统照等许多著名作家，季羡林单单撰写李健吾剧作的评论文章，那是因为他们既是校友，又是朋友。李健吾是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高材生。季羡林在校时，就曾与他有过交往。1934年春，李健吾在接编《华北日报》副刊时，就想到了特约该刊的老撰稿人、喜欢舞文弄墨的诸位学弟，继续为该刊撰稿。为此，他给他们发出了宴客的请柬，季羡林与李长之、吴组缃、曹葆华等清华才子，都应邀出席了晚宴。

　　季羡林在剧评文章中，认真分析了两剧的剧情和人物塑造的特点，指出作者的技巧圆熟，“是完全受法国戏剧的影响，迥异于传统易卜生的英国戏剧”。该篇剧评的特点，除了及时、快捷之外，那就是实事求是，没有溢美之词。1981年，李健吾在编选自己的《剧作选》时，曾回忆说：“生活书店出版的《梁允达》，根本就没有上演过，只有张骏祥曾经用笔名写过一篇批评，我怕他本人把这件小而又小的事早已忘掉。”如果不是张骏祥另有其文，那么，就是李健吾记忆有误了。因为张骏祥的笔名是“袁俊”、“弓马示”，而他在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用的即是大名“张骏祥”。只因他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又是专门从事电影、戏剧工作的，所以，李健吾晚年记忆出现误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倒是季羡林老先生，确实把自己的笔名和这篇剧评文章“早已忘掉”了，致使它没有被收入24卷本的《季羡林文集》中。

　　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在为旧作撰写的《跋》中，说：读到自己的旧作，“宛如古旧书中夹的一片红叶，光华已失，而红艳未褪，使我顿生恍如隔世之感”。他说：“古今文人编定自己的文集时，往往有大刀阔斧加以砍伐者……我窃以为不可。我自己的作品，只要能找到的，除了个别篇内容重复太甚者外，一律收入文集，不加删削。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自己一生写作的过程和真相，决不以今日之我掩盖昨日之我。”如此看来，季羡林的这篇剧评文章就属于尚未找到的集外遗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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