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与季羡林的交往

吴组缃、季羡林、林庚、李长之，被人称为清华园四剑客。 　　李长之既是诗人，也是一位文艺批评家。他是季羡林最早的同学和朋友。他是季羡林在济南时期的小学同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同学中是非常铁的。季羡林认识李长之时，不过八九岁，他们同时转入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季羡林只是终日嬉戏，一点也不知道学习。他经常和李长之在一起玩，季羡林被叔父强迫转学到新育小学后，就和李长之分手了。六年后，季羡林考入正谊中学，李长之考入济南一中，后来李长之于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李长之没有进入北京大学，而是在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这样，他们又经常在一起了--一块进城，一块逛街，一块吃饭，一块神侃。磕磕碰碰是难免的，不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后来李长之转入哲学系，同时也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季羡林和他得以在一起交流心得，谈孔子，谈佛教，谈文学，谈哲学，他们都觉得大学者的成就其实平淡得很，只要一点一点积累就成。如此惊人相同的看法至少能给自己一针兴奋剂，不致轻言自弃。 　　李长之对哲学发生兴趣简直是个奇迹。他考入清华大学时，根本不承认哲学的存在，他认为世上只有科学存在。但现在刚刚转到哲学系，他就彻底推翻了以前的话。李长之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他说好，别人在他面前就得附和，连说半句坏话的权利也没有。而季羡林则始终对哲学不感兴趣。有一次，季羡林到李长之宿舍去，见墙上又贴了一张法文试卷，被法文教师华兰德用红笔改得比地图还乱。看来李长之学语言也很吃力，他的优势在思想方面，他很有思想家的天才，喜欢无拘无束地思想，不愿受任何约束。 　　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季羡林自己也想成为一个作家，想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用翻译或者创作来养活自己。得到李长之的鼓励以后，季羡林决定试一试。写《枸杞树》之后，季羡林因为把握不住矛盾的心情，想请李长之给指点迷津，又得到了李长之的热诚鼓励。 　　有一年暑假，季羡林和李长之一块坐火车回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吃饭，请季羡林作陪。季羡林第一次见到自己崇敬许久的老舍先生，正是李长之促成的。从此以后，季羡林和老舍成了好朋友。据《老舍自传》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李长之和老舍、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等人经常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 　　1934年季羡林毕业后在济南教书，而李长之仍然在清华大学读书。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后，回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又与李长之天天见面了，两人并且一同去拜访了闻一多。李长之在他主编的《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写长文为季羡林赴德国留学送行，又邀集朋友在北海为季羡林饯行。季羡林到德国的前两年，他们还不断有书信往来。李长之给季羡林寄了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学宗教史》，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封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邮路阻绝，季羡林和李长之彼此不相闻达八九年之久。季羡林从当时在台湾省教书的清华大学校友许振德的信中得知，李长之仍笔耕不辍，著述惊人，重要的著作有《鲁迅批判》、《西洋哲学史》、《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德国的古典精神》、《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等。1936年李长之自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3月他在《时与潮》文艺杂志后创办《书评副刊》，1946年10月，李长之离开南京。解放后由于他的《鲁迅批判》一书，被划为“右派”，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李长之去世的时候，季羡林正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回国后听说李长之已经去世，思及过往，季羡林的吃惊和痛苦非外人所能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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