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季羡林

　　季羡林、钟敬文、邓广铭、钱钟书、周振甫、启功、何兹全、任继愈等，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这批大师俱已作古，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了解和知道他们的人已是越来越少。难道若干年后，留在年轻人记忆中的只有歌星、影星和“学术明星”们吗？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那就是我应该把自己对这些大师的想念变成一套丛书介绍给广大读者。于是，就有了“想念大师丛书”。《想念季羡林》即为其中一本——“想念大师丛书”主编张世林。

　　〔印度〕普拉巴·布鲁邵德姆·普拉萨德：有趣而幸福的回忆

　　在北京度过的七年（1954～1961年）至今仍不断温暖和感动着我们的心。

　　与丈夫普拉萨德结婚后一个月就去北京，他早就热心于在北京大学工作。而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出国，心里难免忐忑不安。但是，所有的顾虑都被证明毫无根据。当我抵达北京时，受到了中方的热烈欢迎和妥善安排，驱散了我心中的疑虑。

　　当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博士对我作了介绍之后，我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季先生像一位圣人，他那充满魅力的个性，纯朴谦虚的形象，温柔慈善的表情，亲切和蔼的音容，洋溢智慧的额头，驱使我跪下遵照印度的传统向他行了“触脚礼”，很拘束的季先生接受我的礼节后，双手合十，连连向我祝福，然后又突然一边说“好孩子”，一边同我拥抱。那温柔的接触，那幸福的感受，至今还让我感到欣喜。

　　我的三个孩子即京生、兰兰和东风都出生在北京。季先生像父亲般地关爱的同时，也像慈母般地疼爱我，有时嘱咐我：“你应该常吃些新鲜有营养的食品，要经常到外边呼吸些新鲜空气，好好休息，要读些好书，看些好画。不过，适当地散步也是必要的。”有时他满怀深情地说：“不要有任何担心，不要认为你只是孤单一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亲人。”他的一番话，使我的勇气倍增。

　　有一次暑假，所有外国专家同中国同志一起到中国东北去游览访问，有几个外国小孩随行。在两周左右的时间里，季先生和京生的关系更亲近了，他经常和京生一起聊天，或给京生讲故事。季先生的循循善诱与潜移默化，使幼小的京生变得很聪明和懂事。

　　1960年父亲患重病，季先生安排我回印度，在印度住了两个月后我返回北京。这时候，印中边界问题争论开始激烈化。普拉萨德的护照被吊销了。这样，他想回印度去工会工作，我已享受了两个月的假期，因此，按规定在大学里工作两年是我应尽的义务。我们决定，普拉萨德回印度去工会工作，我和孩子们在中国再住两年。我们的这种决定，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先生和所有的教员及学生们都很高兴。但是季先生却有远见，他对普拉萨德说：“我们非常重视你们家，但是政治形势不知何时会发生改变，到那时您担心孩子们，孩子们担心您，而我们担心你们全家。因此，最好您带孩子一块儿回印度。”他估计到了将来要出现的麻烦。

　　告别那天，欢送我们的人挤满了车，我的同事、学生、外系的外国专家和家里的保姆把我们送到车站，上火车时季先生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你回国，普拉巴。不过，大学里永远保留着你的位置。”

　　张世林：想念季羡林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我就开始了同先生的接触，不过，那时我还是中华书局里一个年轻的编辑，天真地认为他与中华书局有密切的联系，我去拜访他，当不会有问题的。至于会不会打搅他，我好像没有多考虑，满脑子想的就是一件事：请他为我责编的《书品》杂志写稿子。

　　对我的要求，先生还真没有拒绝，不仅答应了，还准时或提前交稿。这样一来，我便像得到了他的“纵容”似的，只要一有我认为合适的题目或需要应急的文章就马上打扰先生，请求赐稿。他老人家真是一副菩萨心肠，不但应允，还会问明何时交稿才不会影响出版。其实，他多半会提前把文章寄给你。这样一来，在我编的《书品》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里就有了先生写的那些重要文章了。

　　正是因为先生的“纵容”，我才能和他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虽然都是为了组稿，但已不仅仅是给那两本杂志写文章了。以后我在编辑《学林春秋》、《学林往事》、“名家心语丛书”等书时，都得到了他老人家的精心指导和帮助。

　　（《想念季羡林》张世林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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