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的十年：要和一切保持距离

陈丹青 本报记者钟刚摄

《国学研究院》，2001年。这是陈丹青在清华大学任教5年里唯一的大幅作品，画中5人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五位学术大师，

“10年过去了，我看见了我所看见的。”陈丹青用一句有些虚无却也不无深意的话，总结了他回国的十年。

2000年后，从纽约回到北京的陈丹青，先是进入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离开；之后连续出版多本随笔集，成为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作家。而他在公共场合的言论，也屡屡成为媒体的焦点，并引发艺术界的争议。这个月，他的新作《外国音乐在外国》就要出版了，这本书和他的“本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陈丹青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没有鲁迅时期的语境”。

从画画到写作，从艺术家到“公共知识分子”

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十年前，在2000年1月《艺术世界》“与陈丹青交谈”专栏上，一位读者问陈丹青，“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

在同一篇专栏文章里，还有一些怪异而有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剃光头？为什么穿中式服装？是否信佛？”“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艺术家需要教父吗？”陈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气地质问他：“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

这是陈丹青回国后在刊物上的第一次亮相。专栏开始没多久，陈丹青就接受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邀请，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该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当代架上绘画与图像文化比较研究”，并兼任本科生教学以及每年给各系学生的公共选修课。

接受这一教职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在公众视野中的画家形象。

2001年的11月11日，陈丹青在专栏文章中，激烈地对人文艺术学科的英语招生制度进行了批评：“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苛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

在《与陈丹青聊天》一书的序言中，陈丹青解释说，“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做做深呼吸。”

在政治与外语分数绝对优先专业成绩的制度下，长达4年陈丹青都无法招到一名硕士生。2004年10月，陈丹青提出辞职。在辞职信中，他写道：“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有更深的认知后，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

随后，陈丹青接受大量媒体采访，在后来出版的《退步集》一书中，他将辞职信“高调”收进该书中。此后，陈丹青在上海的某个讲坛上也坦陈：“其实在批评教育时，我也有虚伪的一面，我只对政治英语开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评的话，就要得罪我的很多朋友和老师。”

陈丹青的批评和出走，赢得了不少喝彩，但他所批评的制度，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的变化，英语和政治成绩依然是入学的重要考核标准。“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主要在于领导水平，很多大学的领导不懂美术教学的规律”。2009年12月，谈及陈丹青的出走，曾任职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杨之光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画画到写作的转变

离开学院后的陈丹青，2004年在上海艺博画廊举办了近年来的最后一个展览：“感觉记忆”艺术展。陈丹青的展览记录到此戛然而止。画家陈丹青成为谈论鲁迅的“专家”和畅销书作家，继《退步集》出版后，《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书也相继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写作使我从只顾画画的痴态中睡醒来，醒在自己不同的书中，暗暗惊讶域外和家国怎样深刻地改变并重塑一个人。”在2007年《纽约琐记》的修订序言中，陈丹青解释自己由“画”到“写”的转变时说，“二十多年前，我蓬头垢面去纽约，自信为了艺术；是《纽约琐记》通知我，假如内心的经验欲以言说，可以试着写写”。

“在绘画里，我只做到了结束‘文革’，但用写实的笔触去描述当下，我做不到，因为我意识到自我的断层。”在一次对谈中，陈丹青坦承。

从陈丹青2000年回国到今天，这十年间，艺术创作的环境也已发生变化，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屡屡创下天价拍卖纪录的当代艺术家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方力均被称为“F4”，他们已成为有市场标杆作用的艺术明星。“我为什么要办个展？画画是为了办展览吗？我确实无意谈论艺术。我在这里看见的艺术，背后都是别的事情，出于别的原因。诚实的，有兴味地谈论艺术的氛围，早就丧失了。”陈丹青对记者说。

要艺术家拯救社会，是大不幸

2009年年底，中国当代艺术院举行挂牌仪式时，受邀发言的陈丹青称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是当代艺术的“被招安”。这一“直言”在艺术界立刻引发了争议。陈丹青表示，“平心而论，过去二十年，中国式的当代艺术有效拓展了表达的方式与空间。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的关系，只能是目前我们看见的那样，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涂抹，分享一些好处。我们需要时间，别指望它会像欧美国家那般自由而独立。”

在“招安”一说出来后，陈丹青也遭到中国美术学院教师邱志杰的质问：你这几年为艺术做什么了吗？

艺术家刘小东是陈丹青多年的朋友，他认为：“丹青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不仅说到，而且也是那样做的，他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人，诚实而有才华，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充满了魅力。复杂的社会给丹青的冲击大于艺术，他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是一种不同于绘画的表达方式。”

陈丹青在《纽约琐记》中解释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我现在不愿仅谈艺术，因这话题似乎愈加狭窄贫薄了———在所谓风格、手法、主义、观念的背后，我认为还有别的话题在。我们为什么要来画画？所谓‘艺术家’是怎样的‘人’？这种‘人’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究竟是哪种角色？”

不过，陈丹青并不认为自己就从此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拥有拯救社会的能力。“如果公众居然期待艺术家来改变现状，那是社会的大不幸”，陈丹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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