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启蒙辩证法》完成于1944年，初版于1947年，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流亡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目睹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暴行，美国以文化工业行极权统治的社会现实，以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上台，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没有进入人性状态，反而陷入了新的野蛮状态？这一文本基本规定了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意识。

在《启蒙辩证法》之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文本有两个，其一是霍克海默发表于1937年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他主张通过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并且支撑法西斯主义的传统理论进行批评，来呼唤期待一种新的理论，其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科尔施的影响，他的问题主要是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原则性差别。霍克海默提出，批判理论要走反对现存制度的路线，并且要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达到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的把握。其二是阿多诺在1932年的演讲《自然史的观念》，其中就已经通过援引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本雅明的《德国悲苦剧起源》，提出了自然和历史相互转化的理论进路，这在随后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到了上世纪40年代，作者们开始着手撰写《启蒙辩证法》时，才发现之前由于过于信赖当代意识，对于支撑独裁者统治的当代科学给予了过多信任，所以作者们决定放弃跨学科研究的进路，转而通过承袭马克思和卢卡奇对理性和权力（资本）问题的探讨，达到对现代社会总体性的，也即概念的把握。理性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启蒙辩证法》这一文本的核心问题，下面我们将围绕前言和启蒙的概念进行探讨。

一 新的野蛮状态

前已述及，当代科学已经沦为独裁者行统治的工具，所以作者就从实用化的思想何以失去了与真理的联系这一问题开始探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18世纪的波拿巴和孔德的护教学派，我们发现思想从那时起就失去了其批判环节，变得单纯服务与现存制度。理论失去了其真实性，沦为官方的工具。和统治思想唱反调的语言无法被表述出来，电影、文学以及教育都概莫能外。内在的和外在的检查机器迫使人们沉浸在政治幻想中，于是启蒙走向自我毁灭。作者声明他们这部断片的贡献就在于阐明了启蒙走向自我毁灭的原因只能在启蒙自身中寻找，为此，我们必须同时从思想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考察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最真诚的改革家或许也会看漏事实在被察觉前已经受到科学、商业以及政治中的惯例的严格规整，从而反倒强化了他们想要打破的现存制度。社会对个体自然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个体在机器前消失，又从机器那里获得好处，从而以精神的媚俗化为代价换取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沦为商品，人们的批判意识消失殆尽。

二 启蒙自我毁灭

培根很好地归纳了启蒙的主旨，启蒙的目的是摆脱恐惧，树立自主，用知识代替幻想。但是培根是求实效的，他口中的知识无非就是技术，就是实验科学知识，其目的是方法，是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启蒙失去了自我反思的环节，失去了唯一的打破神话的机会，对自然和他者的支配瘟疫般散播开来，人类陷入新的野蛮状态。权力和知识成了同义词，启蒙走向自我毁灭，其具体内涵如何？

启蒙是驱除四假象，是祛魅，是去除魔幻，它标志着批判神话的过程，而不仅仅指涉发生于18世纪的那场思想运动。同样是神话般的实体和质量、能动和受动、存在和生存这些范畴，标示出旧形而上学以及早期神话的统治特征。前苏格拉底的宇宙论开启了启蒙战胜神话的过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这一过程的集大成者。启蒙运动继承了对普遍真理、一般概念的信念，用之对自然进行祛魅。但是这种做法不正是古希腊时期对自然进行人化的翻版吗？启蒙带有极权主义的特征，每一次对其人权观念的异议之被排斥都是最好的佐证。人类在神话中出于对自然的畏惧，将自然人化，所以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人的形象，启蒙进而把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被理解的东西称之为存在和事件：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形式逻辑为启蒙思想家提供了算计世界的工具，柏拉图把数字和理念等同起来，市民社会由等价原则支配，不同的事物被还原为抽象的量。同一性思维贯穿始终。神话成为启蒙，理性把权力确定为一切关系的原则。神话成为说教，其中培根的作为权力的知识已经依稀可辨。犹太教的创世纪和奥林匹亚的宗教和启蒙同样，都是在同一性思维中对自然行支配。

后果是灾难。“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1]事物的本质是统治的基础，了解万物才能支配万物，这种同一构成了自然的统一。以拥有无形权力为特征的这种主体同一性，需要带上假面以把这种自我认同和自然统一性相区分。结果自然陷入单纯分类的混乱状态，自我陷入盲目统治状态。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巫术中还存在着一些以非同一的方式和对象发生关系的途径，那里还没有思想和现实的完全区分，还没有观念独立于客体，而这是在吻合现实的自我身上进行的。

神话成为启蒙，启蒙又成为新的神话。启蒙运动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同一性原则，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这种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同一性思维中的万物不能和自身认同。启蒙消除了君主专制，却造就了新的不平等。这种新的不平等不仅仅在思想上抹杀了质的差异，并且会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迫使人们与现实一致起来。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平等的不正义的胜利。抽象，作为启蒙的工具，对自然和他者的支配使人们沦为被管理的对象。

“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是抽象的前提，它以占有者与其被占有物的距离为基础。”[2]统治和劳动得到区分，自我在遵守秩序和接受从属的同时，也学会了把管理思想和真理相等同。而在遥远的古代，有一种被初民称作曼娜（Mana）的宗教准则，其意指个体的自然（die Natur）。人们对未知之物的恐惧的惊呼成为了该物的名称，而恐惧的表达则成了解释。此时主体和客体其实已得到区分，因为树木是树木的同时已经在向其非是转化，即曼娜存在的证明，这就是概念思维的原初模式。启蒙是彻底而又神秘的恐惧，它借以扭转厄运的正义，与痛苦的社会造就的人的世界观对应，正义成了一个法律范畴，等同性是其手段，为人们带去奖赏和惩罚。作为自我保存本能的自然通过人类意识这一中介发生作用，促使人们盲目支配自然的同时导致其自身的异化。

三 强权的干预

在概念思维中，概念，或者说符号，最初是与图像结合在一起，起着象征的作用，后来才逐步与之分离的。作为象征的神话体现生生不息的自然，对自身的有限性有着自觉的人类用象征指涉可辨认的自然，对不可辨认的保持敬畏。但是到了现代科学出现，人类失去了这种有限性的自觉，由此带来符号和图像的分离加剧，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要听从计算的摆布，作为图像的语言要听任镜像的安排，以便把握自然。哲学在直观和概念的关系中已经发现符号和图像的分离，并且徒劳地试图使之结合。例如谢林就把艺术抬高到概念之上，试图以艺术克服符号和图像的分离。同科学对立的艺术是我们回到原初自然自然的路径，如今却被彻底堵死，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限定知识只是为了给信仰留下地盘，而非为了探讨什么高妙的艺术。信仰必需证明自身与知识是对立或一致的，否则就会遭到抛弃。和知识保持紧密关系的信仰，实际与神谕无关只与语词有关。信仰和知识的分离就在对分离的竭力克服中被保留下来，狂信的存在就是对于这种分离的证明，宣称自己只拥有信仰的人实际取消了信仰。这种矛盾特征成为新的神话，这种非理性因素在启蒙的手中变得合理，从而把社会引向野蛮状态。早在人类的远古时期，人类就有了分工，而掌权者规定的秩序就是绝对，祭祀活动中的强权获得了理性的形式，符号体现出它的拜物教特性，它指称一种自然周期，表现为一种社会强制，即使是去除了形象成分的科学范畴中，在看似中立的科学符号中，也可以见出等级性和强制性。正如最初的范畴表现现实中的部落的组织及其权利，现在的范畴也表现着现实中的社会分工。而统治在带来连贯性和支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理性对个体的压迫。科学语言的社会权利丝毫没有因为旧形而上学之被抛弃而得到削弱，相反，它比形而上学还要形而上学，理性被强权利用和扭曲，启蒙是纯粹的恐惧。

启蒙作为唯名论运动，使用作为图像的语言命名万物，这样做，在使用形式规律把握万物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理性自身限度的自觉，这不仅体现在黑格尔哲学这一进步思想的典范那里（黑格尔的有规定的否定概念强调历史的每一环节都会走向瓦解，但是其自身那一特定阶段上会被设定为绝对，由此来强调整合），更体现在启蒙运动自身中。启蒙把思想等同于数学，成为了新的神话，因为神话学形式包含着现存事物的本质：世界的循环、命运和统治都被当成了真理，并且放弃了希望。通过对特定过去的确定，每一事件都无法逃脱单调重复的厄运，一切新事物只是旧有事物，知识把事物篡改成了一种图式以便占有。现在，神话已经世俗化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乃至人和自身的关系抽象化了，商品拜物教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被彻底客体化物化，成败的标准是能否适应职业的客观性及相应的行为模式。更有甚者，一切的观念、罪行也受到权力集团的操控，现代生活笼罩在一种密不透风的总体性中，个体在其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四 沦为工具理性

斯宾诺莎颇有见地地向我们指出，自我保存原则是西方文明真正的根基。在思想上，自我的抽象化在康德那里达到最高峰，启蒙或新教把人的主体抽象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其作为行动的根据，若不依照自我保存的方式去生活似乎就是倒退。在现实中，现代生活对灵魂的物化更进一步把自我转变成逻辑，由此克服了个体和社会之间最后的壁垒。奥德修斯向我们指示出了康德式的理性被现实吞没的原因，他在海上漂流十年的生活方式实际是现代生活方式的雏形，因为资本家与工人一起相对于自然的自我保存和奥德修斯与水手们一起相对于自然的自我保存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作为集体为了自我保存的目的而使用计算理性的眼光去打量自然。理性沦落为工具，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自我保存本能在培植及罢黜理性的过程中也得以形成。在奥林匹斯神话、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无神论这些西方文明的转折关头，人们都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出于自我保存本能，走向对内部及外部自然的盲目统治。计算理性这道阴冷的光线，预示了新的野蛮状态。正如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为我们指出的，奴隶接受强迫劳动，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遭受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奴役，虽然和劳作对象亲近却不能享受劳动，而主人则相反。现代社会的情况甚至更为糟糕，因为被规定的劳动使得人和自然分离，导致人和自然不会有任何有内涵的关系，统治以更先进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确定了人们的本能。

被彻底启蒙了的世界中的理性被抽象成逻辑，个体对这种总体性除了无奈顺从之外别无他法，作为工具的理性正因其具有普遍性，从而会对统治者也有所限定，不轻易地被统治完全掌控。但是思想已经失去了其批判的环节，这种形式理性被强权实行高效统治，实现对大众的全面宰制，人们被抹去个体性，沦为可被挑选的样本。不过现在的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在其异化形式中得到了清楚的呈现，自然的力量可以引导我们对理性内在限度的自觉，而精神，若放弃那种会使得自己成为自然的奴仆的统治观念，人类的苦难才会减少。社会主义看到统治和自然的不和解，却过于轻率地把已经松动的必然性当做未来的基础，从而继承了资产阶级哲学的全部遗产。理论要对坚持自己批判的立场才成其为理论，但是现实中的社会语境却阻碍着这一点，因为人们对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事物的尊重成了坚不可摧的城堡，让理论自惭形秽地自认是乌托邦。今天，在培根式的乌托邦成为了现实的今天，我们才揭示了尚未征服的自然的奴役本性，也即统治本身。

五 尾声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理性和权力（资本）的关系问题上比卢卡奇更进了一步，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通过援引韦伯和马克思，将原先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商品拜物教扩张到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向我们指出计算理性和异化劳动的结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客体的世界，人们只能去适应被规定的生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卢卡奇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我们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全面管理社会，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只是被统治者管理的对象，是可被替换的样品。而统治者的权力归根结底是经济权利或者说资本，其利用技术支配社会的同时，具有强制特征的形式理性俨然成为了理性本身。

[1]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第6页.

[2]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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