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访谈：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对抗

    以爆破和装置作品驰名国际艺坛的华人当代艺术家蔡国强，近年益发活跃，成为海内外众所关注的热点人物。在去年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蔡国强以其作品>一举获得该展大奖``国际奖''，将本已成为此次双年展焦点的``中国现象''再次推向高潮，在海内外艺术界引起轰动。今年年初，旅居纽约的蔡先生短暂回国。

    杨（杨应时）：蔡先生，您此次祖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否又有新的项目？
    蔡（蔡国强）：以前每次回国都是有任务，这次没有，纯粹是回来看看。作为艺术家，成年在全世界跑，做展览，很累。这次在北京停留几天，会会朋友，并打算去一趟山西云岗石窟。然后就回泉州家乡过年，看望父母亲友。这样的时光很难得，令人珍惜。

    杨：您的作品在观念和材料使用上十分奇特，角度新颖，常常出其不意。比如，您常在作品中使用火药、中草药、太湖石、木船等，请问为什么选择这些材料？
    蔡：对这些材料的运用取决于：首先，它们是我十分熟悉的材料，我对它们并没有成见。其次，这些材料自身具有很强的文化内涵，发挥着独特的文化功能。以火药这种材料为例。就个人经验来说，在我的家乡泉州，婚丧喜庆都离不开它，家家户户放鞭炮。大陆和台湾关系紧张时，火药味很浓，我从小就有深刻的记忆。后来逐渐了解到它的文化功能，知道历史上火药曾与炼金术等人类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火药作为暴力工具，又在破坏与重建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当代艺术家，应当表现时代，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观念。借助自然和古老文化的力量，常可得到启发，打破传统模式，找到适合自己的表现手段和方法。

    杨：您运用这些材料和语言，是否有在西方社会营造“异国情调“之嫌？
    蔡：对各种材料，首先要敢用，关键不在于用什么，而在于用得好坏。这不是什么``异国情调''的问题。艺术语言大部分来自特殊文化，并有所继承和发展。传统、本土文化用得好，也能为现代、异域文化所接纳和吸收，成为普遍化、国际化的东西。创作中，我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人文主义高度。即是否观照当代国际政治和人类面临的问题。第二，艺术语言。即视觉力量是否强烈，是否有突破性。比如我的作品>，取材于中国历史典故，但又与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现代艺术语言紧密相联。一方面，这件作品以古喻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借鉴，国际关系中的伤害与利用。这只船，可以说代表着中国，隐喻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伤痛和策略。另一方面，这件作品也找到了传统艺术语言与现代艺术语言的契合点。从视觉效果上讲，船体的累累伤痕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暗合西方人在斗争中往往偏向于运用直接的手段打击对手。而``借箭''这一智谋又反映了东方人借用对方力量的哲学和民族精神中的韧性特征。

    杨：您的作品中是否有自觉的民族主义倾向？
    蔡：如果是有意选择的话，恐怕不会做到很好。其实国际化与民族化并不完全对立，而是有其共通之处。优秀的国际大师往往也是民族大师，如爱因斯坦、托尔斯泰等。艺术家的素材和手段可以是古今中外，只要达到了人文主义的高度，艺术语言真诚可感，不论是国际的还是民族的，现代的还是传统的，都能很好地结合。对我个人而言，作品的选材、创作都是自己经验和思考的自然流露，并未刻意追求``民族性''和``异国情调''。一些大的博物馆收藏我的作品，看重的并不只是其中的中国特质，而是因为作品反映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或关心的问题。

    杨：您过去在舞台美术方面的背景对您现在从事的装置艺术有什么影响？
    蔡：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培养起我对时间性的兴趣。戏剧是一种时间性的艺术，它对我从事装置艺术的启迪在于：我会思考和体现作品的时间流动感，让作品成为一个运动的过程。如作品>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创作中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诞生，每天有都有旧的东西减灭。第二，培养起我集体创作的意识。美术学院的教育往往强调个人，而戏剧学院的教育则强调个人只是整体创作中的一部分，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我的作品往往涉及到很多其它的人，有时多达几百人，从专业顾问到安装人员到摄影师到警察等等。一方面，作品的完成离不开这些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因此使他们成为里面的角色，给人更多的机会。第三，培养起我对空间的把握和处理能力。以前的美术学院没有教人如何让作品和观众融入空间之中。而戏剧十分关注观众的感受。在我的作品中，我力图让观众融入其中，参与进来。作品>就是如此。

    杨：装置艺术和戏剧、电影相比，是否表现力和冲击力不够？
    蔡：装置艺术做起来是很有难度的，它在有限的空间里表达无限，因此还是属于美术范畴，力量不会很单薄。装置艺术有自身的特点，它讲究一次性、现场感，它挑战着不可能性、常规性和法律性，让观众和演员共同兴奋。

    杨：请简要阐释一下您最近的获奖作品>？
    蔡：九九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是20世纪最后一次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双年展，其主题与20世纪艺术回顾紧密相联。原雕塑作品>本身是社会主义艺术的代表，反映旧社会地主与劳苦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这次我邀请>原作者和北京的几位年轻雕塑家共同创作>，有意借此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艺术体制中的金钱关系与经济制约问题。在作品中数条时间线索并置：作品场景触发观众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联想；原作品反映的旧社会劳苦人民的生活情景；原作品体现的新时代艺术家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满怀热情；在威尼斯展览现场，艺术家们再创作的场景。创作过程中也注意了中西文化的对照，如现场运用水泥搅拌机等西方工具，场地的选择上也很讲究。作品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也说明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现代艺术与学院艺术并置的可能性。

    杨：据说您将于今年三月参加美国的``全国美展''惠特尼双年展，您准备展示什么作品？
    蔡：准备参展的作品叫>（howisyourfengshui?）展厅依龙门石窟形貌而建。我在窟中放入99个石狮子。另有3台电脑，里面存有20个与属相、位置等相关的风水例子。在三个月的展览期间，收藏者如果想购买狮子，就必须检查自己的风水有无问题。展厅还设有民众投票箱，定期把民众约来开会，讨论风水问题。在展览过程中，狮子会从展厅进入各家各户，而展厅内空缺的位置上会标注上狮子现在的去向。这件作品是对我们命运和环境的重新思考。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是通过巫术来预测未来，避灾祈福，而原始艺术如原始舞蹈、绘画就起源于此，那时的巫师即是艺术家。这件作品又是对传统收藏体系的挑战。过去，参展艺术家往往由画廊全权代理。这次展览上，我没有与画廊合作，而是通过民众机制，通过风水代表的命运来决定艺术品的去向。

    杨：请结合在海外十多年的亲身体验，对海外华人艺术家和国内艺术家状态作一比较。
    蔡：在国内我没有展示过作品。因为当时我的创作思想两面不讨好。一方面，当时传统主流派一味主张学习传统技法、为政治题材服务，强调集体性；另一方面，当时前卫一派决心挑战体制，是一种总体理想主义的主张，也未真正从个性出发。而我当时的思路是个体化的。在日本八年，我有时间读书思考，对西方的文化科技开始有所了解，更加关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头脑中开始形成东方与西方问题的思考框架。1995年后，我去了美国，并频繁来往于欧美各地从事艺术活动，进而切身地了解西方社会，有机会深入思考东西方文化问题。
    我认为，国内艺术家的优势是他们对中国现状的了解和关注。但他们在艺术语言上没有什么突破。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往往生命力不长，原因在于他们过多地关注作品的销路，而在艺术语言上下的功夫不够，思想过于简单，心胸和眼界不够开阔。另外，国内的一套包括学术机构、收藏家、观众、媒体等要素的艺术发展机制尚不健全。
海外华人艺术家更多地注重艺术语言，关注国际问题，追求文化上的多元状态。但他们在海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没有国家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支持，总是单枪匹马，很多时候处在一种寄生、杂交的文化状态。但他们往往也能从异域文化中吸收营养，面对更多的选择，心态也更开放一些。旅居海外的艺术家会自然而然地更加关注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更加关注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角色是模糊的。当然，艺术家处于文化冲突中，在身份模糊的状态下，也可能更接近艺术的本原状态。
    在对待西方的文化和体制上，我的基本态度是提倡创造，反对模仿。完全走模仿和西化的道路，就会丧失本身独特的能力和魅力，从而丧失同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新的世纪中，中国艺术发展的空间很大。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更有潜力。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有足够的力量与西方文化对话与对抗。

    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及对您艺术道路的影响？
    蔡：我从小受父母影响。我父亲画国画，也研究书法和历史。我小时候为了求新，主动和他拉开距离，学习西画，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受到的传统文化熏陶还是很重要的。我母亲是华侨，家乡也有许多华侨，他们漂洋过海的开拓精神对我的激励也很大。上辈的家庭很稳定、幸福，也直接影响到我自己的家庭生活。我的太太以前画油画，现在主要是帮助我。我们很恩爱，没有感情上的痛苦。我们有一个10岁的女儿，现在也开始懂得求知好学了。我们过的是一种很平和的普通人生活。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应该有普通人最普通的品质，这样你才能通过寻常万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才能使更多普通人靠近你，你的艺术才能感动更多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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