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芬：佛教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多元互动

　　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现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专攻中古城市史、中古佛教史和中古社会史。著有《六朝的城市与社会》《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中古的佛教与社会》《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等。

　　“城市史”与“佛教研究”间的抉择

　　记者：刘老师，您好！据我们了解，您早期专注于城市史研究，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关于六朝时期建康城（今江苏南京）的。您对于城市历史的研究是出于喜好吗？

　　刘淑芬（以下简称刘）：在读博士时，我最初的打算是研究隋代的佛教与国家政策，但之后发现佛教研究难度比较高，短时间内没法完成。随后，我发现建康城的历史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由于我对建康城感兴趣，此后便修了建筑方面的课程。同时，我对中国古代文学情有独钟，尤其是六朝文学。从史料资源上讲，前人对六朝古迹、金陵古迹有了比较完整的研究，这些都为我研究建康城市史铺好了道路。后来看史书上说：隋文帝平陈之后，将建康城“平荡耕垦”，完全铲平，估计不会挖出很多东西推翻我的结论，因此就放胆去写。对六朝文化的缅怀向往，可说是促使我当时投入建康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原因。

　　记者：那后来是什么原因使您回到了佛教研究上？

　　刘：主要是由于当初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论文《六朝时代的建康》分为上、中、下三篇：建都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城市历史）、建康城（实质环境包括范围、交通、都城规划、园宅、佛寺、居民与民居、建康和北魏洛阳的比较）和建康文化（政治风气、社会特征、经济基础、文化的内涵与特色、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如果说实质环境是城市的骨骼，历史是城市的肌理，那么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魂魄。我的论文在“环境”篇特别讨论了建康佛寺，在建康的文化内涵章节中也包含佛教信仰的内容，这使我开始关注佛教问题。在写“文化”篇时，我发现有较多关于社会上层的文献记载，关于下层的文献记载却很稀少。但在很多遗存至今的北朝佛教造像记录里，则包含一些平民的材料，所以我转而研究北方乡村地区的佛教信仰。由此，我逐渐步入了对石刻方面的研究，也开展了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1 等研究。起先读到唐代大量的造幢记，心中产生诸多不解。仔细查阅资料后发现，石幢原来是唐代发展出来的新的佛教石刻形式。在20 世纪50年代后期，阎文儒先生曾写过《石幢》一文。当时的学术研究中，无论是艺术史、佛教史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在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经幢”为什么单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这一部？由此追查原因而写就《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一书。在此之后，也陆续衍生出一些佛教社会课题的研究。与其说有意从城市史转到佛教研究，不如说佛教在南北朝历史上占很大比重，如能对佛教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可以促进对南北朝历史、文化更全面的了解。

△ 建康城地图（《金陵古今图考》，陈沂著）

　　记者：您认为佛教在建康城的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就城市空间而言，从三国时期建康城第一所寺院“建初寺”建立之后，随着佛教信仰的开展，寺院不断地增加，到梁朝时建康城内外共有七百多所寺院，成为建康城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构造建康城市意象最重要的成分，唐朝杜牧诗中甚至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描述。此外，建康城中为数众多的僧尼，不仅成为建康居民之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他们也参与形塑建康文化，名僧和“贵游” 的交游往来是建康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佛教在中古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记者：您从社会史入手进一步探究到唐代的“经幢”，佛教在中国从魏晋到唐代发展的整体形式都可得见。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发展有何变化？

　　刘：从魏晋到唐代，中国的佛教信仰都非常兴盛，但内涵上有一些变化。其中，有皇帝、高僧的影响，也有佛教自身发展过程的因素。佛教的发展常会因国家政策而产生变化，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就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当时北方有很多佛教信仰组织，称作“义邑”或 “法义”，佛教僧俗一起修行佛法，共同出钱造像立碑（“造像碑”）。由于政治社会环境不同，东晋南朝延续曹魏的“禁碑令”，以及实施“符伍制”，所以南方既不见上述的佛教信仰团体，也罕见石造像碑。四川出土了南朝的石造像是比较特殊的，这是由于梁朝益州刺史都是皇子担任的，而且梁朝皇室笃信佛教，这些石造像又大都由个人捐资修造，而不是集体建造的。北方造像碑的数量很多，造像记的文字包括丰富的讯息：有称作“义邑”或 “法义”的佛教信仰团体，并出现起造像的领衔者、指导的僧人以及此团体中的各个执事的名称，如“维那”“典座”等，还有捐资参与造像者等成员的名字，甚至有他们所做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记载，这些都是研究当时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记者：佛教传入中国后，有没有和本土文化发生冲突？

　　刘：佛教传入中国时为传播方便，已有一部分变化，在磨合过程中减少了冲突。有些僧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教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上层社会出现了三教（儒、释、道）的论辩会，佛教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北朝时期有游化僧人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进行佛教传播；大城市或者上层阶级既有名僧和官员、学者的往来，也有通过教义学理建立的知性友谊，产生的冲突也较小。

△ 敦煌石窟中的佛教壁画

　　记者：这种融洽过程主要通过哪些形式展开？

　　刘：佛教强调道德教化，和儒家颇有相类之处，佛教入中国时，并不排斥传统的儒家，而是采取调和的态度，成为佛教信徒的人也仍然遵守传统的礼制规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北朝末年的颜之推，他出身高门士族，世传家学，长于经学和《左传》。他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其名著《颜氏家训》中，基本上以儒家的价值观为基底，将佛教的“五戒”比附为儒家的“五常”，但在《终制》篇中则可看出佛教对其时丧葬祭祀活动有着显著的影响。

　　记者：佛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怎样的影响？与社会有怎样的关系？

　　刘：中古时寺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寺院是一个公共的空间，既是士子习业的处所，也是官员、商旅寄宿的地方，兼是流寓者殡葬或“权葬” 之地。寺院传授知识，具有教学功能。寺院提供贷款，具有金融功能。此外，寺院还担负着重要的社会救济功能。佛教传来之后，中国的医疗中就多了僧人医疗这一个面向。在宋代以前，由于某些寺院的僧人熟习医疗，该寺院就成为人们求诊的场所，有人甚至为了求医，而迁居到寺院附近。僧人也致力于药方的传播，不仅编集方书，在僧团之内流传，也通过不同方式进行药方传播，如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镌刻的药方即是一例。当初的僧人把药方刻在石壁上，这就提供了医药信息，为社会提供必要服务。以石刻方式流传药方，以济世活人，龙门药方洞也不是一个孤例。宋代洛阳兴国寺中有一方碑石，上面镌刻着“洛阳县兴国寺无际禅师传流药方换骨丹”，内附详细的药方及服用的方法，“换骨丹”是治疗中风瘫痪持久不愈、四肢嚲（duǒ）曳不遂( 全身无力，四肢下垂，不能收缩) 之方。唐代还有由国家设立、僧人主持的“养病房”。这种医疗救济实际上涉及佛教教义，视布施医药为功德。此外，在战乱的时候埋葬无人收理的尸骨，在国家建设不及的地方修桥补路，都是佛教所提供的社会救济。不止佛教，其实宗教都有相似性，现在宗教仍然存留上述的社会救济功能。

△ 洛阳白马寺

　　记者：佛教在当时能发挥这么多的功能，是不是与佛教得到政府支持有关？

　　刘：不一定。皇帝有大力提倡佛教的，也有发动灭佛行动的，王权跟佛教在古代中国紧密结合，从东晋时代以降，僧人都认清佛教的发展必须得到帝王的支持，高僧道安就明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很多统治者会尊崇高僧，但有些会希望高僧能替国家做事。例如玄奘外语能力好，唐太宗要求他从事外交工作，可是玄奘拒绝了，幸好太宗明理尊重他，转而支持他翻译佛经。

△ 唐太宗

　　记者：所以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上层、下层都有关系。上层对佛教是磨合利用，对于下层，佛教则发挥了服务功能。由此，佛教才能在中国发展。

　　刘：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只关心活着的人“未知生，焉知死”；对于亡故先人的祭祀是抱着诚敬的态度，即所谓的“慎终追远”；然而其中并没有宗教上“超荐” 的功能，佛教的传来，恰好填补了这块空白。佛家提供人们死后的服务，这正是儒家没有办法提供的。举例来说，南北朝以来，不惟民间在七月十五日造“盂兰盆” 超度七世父母，皇帝在此日也向寺院供献“盂兰盆”，称为“官盆”。自北朝以降，就为亡故的亲人做“七七斋”，到了唐代更出现佛教僧俗在生时先为自己做斋，称为“生七”，或“预修斋”。对于皇族高官而言，另有“功德寺”的建置，盛唐以后，皇帝赐给皇族、高官功德寺，至北宋时期，更形成制度，寺院僧人长年为某个家族的先人做追荐的法事，我写了《唐宋时期的功德寺——以忏悔仪式为中心的讨论》一文探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原来国家依儒家而设计的体制中，高官可以盖家庙以尊崇荣耀先人，但仅于一世，而自家的功德寺则可世代相传，为祖先祈福。如著名的儒家学者王安石、范仲淹都有功德寺，跟我们印象中很不一样。此外，也以其他方式为先人祈福，如有建造石像碑为逝去的亲人做功德。宗教没有断裂，只有延续与转化。其实，人们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宗教。佛教刚好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成为在中国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翻阅史料，就像练武功

　　记者：在宗教史研究中，能得到的资料似乎比较少。

　　刘：其实不然，我认为资料其实是非常多的。正史为儒家史学家所写，特别是官方修史有意去掉宗教方面的内容，如正史中仅有两篇专论佛教的文献，即《魏书·释老志》和《元史·释老传》。南朝史籍中有关佛教的记载很少，将它放在外国传里，因为佛教从印度传来，《宋书》有关佛教的记载放在《天竺传》，或将相关的资料在南海诸国传中附带一提。因此，要用佛教方面的记载进行补充，如《高僧传》《续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等，有些“神通感应”（神通指能于己念不动又分明了知，感应指众生有善根感动的机缘，佛应之而来）的记载，其实反映了社会信仰状况。现在有了电子化数据库，《大藏经》、石刻碑拓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检索查询。

　　记者：《高僧传》等典籍记录的往往是比较著名的僧人及其活动，那么您研究民间佛教的资料是如何获得的？

　　刘：造像记是我研究民间佛教的重要资料来源。另外，六朝唐代的笔记小说、《观世音应验记》《冥祥记》《冥报记》等也有相关的记载。文人的文集中也有关于当代佛教或其个人的信仰，白居易的一些文章透露了他个人的信仰，以及当时僧人的讯息；苏轼有多篇文章叙述苏氏家族的罗汉信仰，提供了宋代罗汉信仰重要的资料。更多平民的信仰则见于石刻造像记、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也提供了实质的证据，如唐代长安寺院西明寺、实际寺等寺院考古，洛阳白居易故居出土他所建造的经幢。另外，有些佛教图像也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的信仰，比如京都大德寺收藏南宋时期绘制的一百幅《五百罗汉图》，如今可以辨认里面有四十八幅的题记，仅几个人有官衔，很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家人祈福。从某个角度看，图画、绘画、石窟也是可利用的文本。

△ 《五百罗汉·布施贫饥》（南宋）周季常、林庭珪/ 绘

　　记者：在研究佛教的过程中，您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刘：严格地说，我研究的是社会史，不算真正的佛教研究，如日本学者冢本善隆、大村西崖这些都是僧人，对佛教的认识高于一般人，与佛教相关的字眼其内容未必就是佛教研究的。对我而言，检索、阅读史料是一个了解信息、逐步深入的过程，就像是“练武功”。只有在比较透彻了解的基础上，课题内容才会丰富，用词才不易出错。做研究有趣的地方在于把研究过程当作游戏，至于理想中的论文应该有如艺术品，它是有深度、有层次的，耐人寻味的。

　　记者：您认为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使之成为艺术品？

　　刘：做研究要讲求创新性（课题、视角、结论），经一定时间的酝酿，做较全面的思考，有问题意识，才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再者，从多方面讨论，让人读来不觉单调，而有余韵袅袅之感。当然，文字要典雅流畅，交稿之前再三润稿。

　　记者：您刚才提到佛教研究的电子数据库，佛教研究电子数据库现在建设得怎样？您怎样看待佛教研究中的电子资料使用？

　　刘：佛教电子资料库建设得比较完善，最值得称赞的是“CBETA 电子佛典集成”，只有敦煌文书和一些石刻的资料还未收入。我的观念可能老派了些，不建议一开始研究就使用资料库。必须先读完基本的史料，对整个时代有完整了解，才能掌握适当的检索词。虽然六朝、隋唐时期的资料都已数据化了，但完全查资料库不一定可靠，可能会遗漏重要的讯息，比如找“塔”，不一定可以检索到与“塔”相关的资料。现在过多强调资料库，有人写论文直接从资料库截取资料，未读全文，很容易搞错文义，或见树不见林。但资料检索方便查找、辨别信息，所以应当将传统和现代两种研究方法结合并用。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记者：目前台湾地区宗教的发展情况如何？

　　刘：在台湾社会，宗教是普遍流行的，存在许多宗教团体。在教育领域中，中小学阶段会在知识层面介绍宗教，但相当有限；在大学院校则开设有宗教系、佛教学系，对宗教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

　　记者：您觉得海峡两岸之间加强交流有何意义？双方是否有需要互补的地方？

　　刘：在学风上两岸有一些差异，在研究方法、思考问题上两岸有不同的视野。所以，两岸之间加强交流能够促进双方在文化知识方面的了解。另外，大陆这边广布的历史古迹是很好的研究资料，让大陆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台湾学者所羡慕。在这边看到很多六朝的实物，是我最大的收获。

　　记者：在海峡两岸的学者中，哪些学者对您的研究产生过影响？

　　刘：不能备举，如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周一良、谭其骧、严耕望、劳干、傅乐成、杜维运、郑钦仁等先生。如严先生曾说：“选到好的题目，就成功了一半”，杜老师说：“旧题新作，事倍功半”，此类前辈治学心得，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记者：南京这边的六朝实物遗迹估计比较少，六朝寺院现在遗迹难寻。

　　刘：这是历史无可奈何之事。南京本就是古城，后来经历了历代不断的叠压，所以发掘六朝时期的遗迹会有难度。很期待六朝考古能有更多新发现，惠及我们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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