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今天 依然爱读张爱玲？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许子东教授是最早肯定张爱玲艺术价值的学者之一，他曾在网络开设“细读张爱玲”节目，颇受欢迎，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集结成书。书中对张爱玲数部经典作品从主题、叙事、语言、意象、修辞等角度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文本细读，辐射其家世、经历、文学观、历史观与文本接受诸方面，并结合整个现代文学史框架，重新定位了张爱玲在五四启蒙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翼下的独异价值。

难以安放的张爱玲

书乡：您书里写到对张爱玲的研究始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讨论课，课上大概一半多时间都是在讨论张爱玲。不过您也提到说很难完全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来阐释张爱玲，这个难以阐释的“难”处在哪里？

许子东：当时有个在美国很出名的学者周蕾用英文写了一本《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书里讲了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女性主义倾向，她认为其中比较明显的例子一个是丁玲，一个是张爱玲。当时还有一个研究突破点是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也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文学的（孟悦当时是我同学）。这些都促使我们讨论这个课题，讨论的焦点是，张爱玲一方面很超前，很符合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但另一方面，张爱玲并不是从理论出发写作的，她批判女性又非常厉害，非常尖刻，不像女性主义般维护女性的。

按我的说法，她是一种批判女人的女性主义，一方面在理论上她觉得女性很神圣，把女人的“妇人性”等同于神性，等同于日常生活和谐，她认为这是至少和男人的革命性一样伟大。但另一方面，她是现代文学里面很少有的有审母意识的作家，一般现代文学作家都有审父意识或弒父情结，但是审母的、解构母爱的作品是非常少的，所以用简单生硬的女性主义学院理论很难去套张爱玲，套不进。这正是这个作品好的地方，这正好反映了理论的苍白。理论把文学削足放到自己的鞋子里面，这其实是理论的问题。

书乡：您也提到说在整个现代文学史里，张爱玲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安放的作家。

许子东：我们一般概括现代文学有三条主要的线索，一条是忧国忧民的启蒙救世，从鲁迅一直到延安；第二条是“自己的园地”，如周作人等，相信作家应该为自己写作，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相信文学的纯洁性；第三条就是通俗文学，从鸳鸯蝴蝶派一直到后来的金庸、言情小说等，认为文学就是娱乐的，读者想看什么你就写什么，不要背那么重的包袱。大部分作家都可以归入这三条线索，有的作家可以跨两条线，比如鲁迅等。但张爱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三条线她都不太放得下，反过来她又有些继承新感觉派都市文学一路的创作。但“无法安放”不是她的错，她的写作不是为了帮读者进入某一条线索的。

故意捣乱的“小市民”作家

书乡：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都是二十三四岁时写的，包括《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那时候她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她笔下的爱都是“千疮百孔”的，如何会有这样一种悲剧性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许子东：这里面有些是家庭原因，她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有些可能是她自己性格上的原因；也有些可能是时代原因，她写作时正是上世纪40年代日本占领上海的时期。但从她作品如此长期流行、有生命力来看，她的写作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一人，而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一种人性状态。就算那个时代变了、很多因素变了，可是这一种千疮百孔的描写还是存在共鸣，说明她虽然是有时代的、阶级的、个人的原因，但是又有超越这些原因的因素在里面。

书乡：张爱玲身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差异，她有一个华丽的家庭背景和西化的教育背景，但她自己对小市民生活有一种非常热切的喜爱，这个看似矛盾的地方怎么解释？

许子东：她对小市民的这种辩护其实是有政治背景的，其对话对象是左翼的主流知识分子。理解她的创作，有两篇重要文章《自己的文章》和《童言无忌》，这两篇是由于她受到傅雷等主流派的批评，说她“小市民”，她为反击而作，核心的意思是说五四的知识分子主张革命，但忽视了市民的作用。

她说的“小市民”其实就是老百姓，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工厂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概念，哪一个历史时期，钢铁厂的人都远远少于菜市场的人。其实要是把她的“小市民”这个概念换成“人民”，完全都讲得通，她所有的文章都是讲只有小市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她有篇散文《中国的日夜》题目很大，里边讲的是菜市场买菜，补丁加补丁，这些很普通的老百姓就代表中国的日夜，这不就是人民吗？潜台词就是不要看不起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整个20世纪中国作家，有自称知识分子的，有自称乡下人的，有自称城里人的，也有自称流氓的，但没有人自称小市民，除了张爱玲。她也不避讳把书交给皇冠出版社（注：由琼瑶丈夫平鑫涛创办的通俗出版社）去处理，印得花里胡哨也无所谓。当然她的“小市民”跟我们平常贬义化的小市民概念是有区别的，是一个中性化的词语，而且她是故意要讲它，故意要渲染说自己喜欢肥皂的味道、汽油的味道，总之别人要装得很文雅的地方，她都来跟你捣乱，其实生活当中她哪有这样，她做不了什么事情。

后期创作与审母意识

书乡：您“细读”的绝大部分篇目都是张爱玲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也是最经典、最为读者熟知和热爱的作品，对50年代后的作品谈得相对较少。您怎么看她的后期创作？

许子东：张爱玲最好的还是她40年代的作品，晚期的《小团圆》也是不错的，至少能跟早期是一样水准。她的整个创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当然就是最好的1943、1944年，之后从1945年到1952年，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好的作品，属于“瞎撞”，不管左翼方向的《小艾》还是通俗方向的《十八春》等都不成功。失败有很多原因，一部分因为胡兰成，一部分因为时代，也有她自己创作的内因。1952年她第二次到香港以后，经济困难，这个时候用英文写了两部政治小说。对这两部作品评论界有分歧，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张爱玲新的题材，而且都是签了合约写的。王德威教授对此有一个词用得很准，叫“客串”。客串完了，等她到美国再结婚，生活又暂时安定了以后就不写了。她30多岁想用英文重新打入美国出版界的时候，想到自己写得最好的还是《金锁记》这样的作品，所以她不写别的了，又写起英文的《金锁记》，这些东西当然后来也不成功，那是另外的原因。她晚期回头再写的时候，还是写早年的题材，所以第三个阶段是回归到第一个阶段，不过在技巧上不一样，看法上不一样。

书乡：张爱玲后来对自己早期作品有反复的书写，比如《金锁记》后来写成《怨女》和英文版的《粉泪》，所谓自传三部曲《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也有早期写作的影子。一般作家都会至少从表面上避免自我重复，该怎么看她后期的这种书写行为？

许子东：《金锁记》的重要性，学术界认识还不够。《金锁记》一方面延续了鲁迅《阿Q正传》的精髓，写一个被欺负的人怎么欺负别人，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里面最严肃的一部分。《金锁记》对所谓人压迫人、人迫害人这一主题的揭露是相当深的，但曹七巧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她是半路出家的当权派，不大懂规则，迫害别人时手段更狠、手法更粗糙，而且她迫害不了别人，只能迫害自己的子女。阿Q只是做一个梦，梦里地主的财产可以归他享用，而七巧的梦成功了一半；另一方面，鲁迅写的是男人，而七巧是一个女性，这里面又有两层身份：一层是女人，另一层是母亲。她之所以迫害自己的儿女，是因为她做女人做得不如意，没有男人，性压抑，然后用母亲的身份报仇。这个就是“审母意识”深刻的地方，一个坏母亲其实是从一个不成功的女人转变过来的。后来张爱玲用英文写成《易经》，又写成中文的《小团圆》，是把这个主题不断生发的。

在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如《私语》中，写到她自己的母亲作为女人是成功的，漂亮、潇洒、说走就走，但作为母亲是失职的，不关心小孩。之后到《易经》、《小团圆》里，这个女人越做越失败，她母亲的形象也越来越难看。女儿从她的角度一直在审判母亲，审判她的关爱像控制，审判她的索取感恩。感恩索取是张爱玲写母女关系里很重要的一条，母亲总在提醒女儿说，我为了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向女儿索取爱，其结果使得孩子非常自卑，觉得欠了母亲的，所以还钱成了关键情节，这是中国孝道文化里负面的东西。另外还包括同性竞争，母女都是女人，也可以说都是同行，经常比谁穿得漂亮，身体是否性感。

但看小说时你也不能老代入女儿，也要替母亲想，她四十来岁了，有很多男朋友，十几岁的女儿突然跑来一起住，做不好女人，怎么做母亲？诸如此类。这是张爱玲笔下独有的，没有其他作家这样写。其实张爱玲自己也是做不好母亲的人，但她在审问母亲的时候，客观上展示了女性在母亲跟女人两重身份当中的矛盾跟悲剧。现代文学作家处理这种矛盾关系的人很少，包括丁玲、萧红等女性作家也都没写过，这是她后期作品的意义，评论界很少讨论到。很多人看张爱玲小说里的描写觉得她这个人没心没肺，但写出一个人的没心没肺，不代表作家没心没肺。

余韵与流响

书乡：重写文学史以来，张爱玲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位里面，没有她的位置，但现在可能是现代作家里面粉丝最多、最广泛的一位。不过反过来说，人们如今还是这样喜欢读张爱玲，是不是也和今天的时代状况有关？

许子东：对，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我前年出了一本《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开讲座时讲了半天发现来的人大部分都看过沈从文、张爱玲，除了鲁迅以外，茅盾、巴金等其他人看得很少，弄得我的演讲题目最后变成为什么还要读鲁郭茅巴老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大的原因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张爱玲当年就说过，五四的主流作家写的是超人、是革命，而她写的是常人、是和谐。

以前革命是宏大叙事，而现在的宏大叙事就是日常生活，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和问题是你每天碰到的人物和问题，所以她的作品一直会有生命力。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都市化的原因，张爱玲的作品写农民的很少，都是都市里的，随着现在都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她的小资读者也越来越多。

书乡：张爱玲的作品迄今有很多影视改编，之前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近日又即将推出许鞍华的《第一炉香》。您怎么评价这些改编？

许子东：改编跟原作比，“书粉”永远不会满意。电影不只是文学，还是一盘生意。在我看来《色，戒》就改得很好，但正宗张迷就嫌李安把“冰冷的心”改成了“心太软”。这次的《第一炉香》我也看了一部分样片，还到现场去凑热闹，客串了一个角色（笑）。这个戏大家已经谈论很多了，特别是选角的问题，倒也增添了很多乐趣。看了一部分样片后许鞍华问我什么感觉，我就觉得蛮冷酷的，说还是要加点暖色，否则假如观众一点都不知道张爱玲、不知道这个故事，看电影讲这么一个好端端的女子“自愿从娼”，这样的故事叫人蛮心寒，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要让女主角有一个幸福的幻想、至少能够去盼望有好的结局，所以才能甘愿这么一步步走向堕落。

现在的影视作品有的是胡编乱造，有的非常粗糙，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能够靠文学名著来改编电影，这个大方向是好的，因为好的作品有积淀，就算后来改编时浪费掉一点、消耗掉一点，总有它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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