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的“文学考古”,有何创作“秘诀”?

发布时间:2024-12-24 17:23

“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明史》用短短三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片段。而文字背后的历史,又是怎样的波谲云诡?

在新书《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切入《明史》中的真实记载,将无数细节填入历史的缝隙,创作出一场扣人心弦的千里奔袭:

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刚到南京便遭人暗算,惊魂未定之际北京传来消息,皇帝病危,一时间南京、北京暗流涌动。为了力挽狂澜继承大统,需要尽快赶回北京的朱瞻基选择沿大运河北上。一路上各方势力角逐厮杀,朱瞻基等人险象环生。在这场奔逃中,明代大运河沿岸的风物画卷也缓缓展开。

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写小说,到后来出版作品,并斩获“银河奖”、人民文学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马伯庸的创作一直是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涵盖科幻、武侠、推理、历史等众多类型,因此有了“文字鬼才”的称号。

他的历史悬疑小说,如《风起陇西》《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以及《两京十五日》等,以扎实的历史考据、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逻辑和幽默的文风被众多读者喜欢,也被认为是最能展现马伯庸风格的一种类型。

有读者将这一类型命名为“考据型悬疑文学”或是“文学考古”。而在马伯庸心中,他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利用既有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规则,进而创作一种历史的侧写。

马伯庸。受访者供图

(本文首发于3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找到一个好故事 让读者领略大运河的魅力所在

草地: 新作《两京十五日》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马伯庸:我一直很喜欢京杭大运河,想为它写点东西,但这是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沿途几十座城市,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跨度都非常大。

这样一个宏大的造物,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去承载它,才能让读者领略到大运河的魅力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明史资料,讲明宣宗朱瞻基当太子时出巡南京,洪熙皇帝在北京突然死亡,他必须从南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去继位。

这恰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切入点,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部小说。

草地:《明史》中关于朱瞻基从北京到南京再返回的记载只有这寥寥数语,但《两京十五日》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悬疑情节,还展现出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您是如何构思的?

马伯庸:我一直认为,要写好历史故事,就必须要把读者带入到独一无二的时代氛围中去。虽然都是古代,但汉与唐的氛围是不同的,唐与宋的氛围也是不同的,要写出每一个时代特点,就必须对那个时代上至社会规则下至衣食住行都做深入研究。

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啃了大量明代的专业研究书籍、学术论文、考古报告,差不多能装满一书柜;同时也去做了实地调研,沿着大运河的几个重要节点考察了一圈。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见识了足够多的风景,自然便会有故事可以讲,有情绪可以抒发。所以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段难能可贵的学习经历。

草地: 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马伯庸:这部小说的发生舞台是南京、北京和京杭大运河——严格来说是江北段京杭大运河——为了体现当时的市井风貌,我希望让每一个城市的口音都略微有点当地特色,与其他城市有所区别。

明代的口音,几乎不可考,所以我只好参考现代方言,找了南京、扬州、淮安、济南、临清等地的朋友请教。结果我发现方言里最易学的部分是脏话,而最具特色的也是脏话,放在书中人物的语言里,效果斐然。写完这部书以后,我方言没掌握多少,天南地北的脏话倒学了一大堆,可惜没什么发挥的场合。

草地:《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小说都是将大量的历史信息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还是一种历史观?

马伯庸:我是个急性子,日常行程都是按小时来分割的,一旦迟到或延长,就有种隐隐的不安感。只有确信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安排在迅速进行,心里才能踏实。所以与其说限时写作是一种策略或历史观,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心理疾病”的体现。

草地:《两京十五日》出版已近半年,不少读者在网上分享了读后感,其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马伯庸:这部小说开头十章发生在南京,为此我去了很多次南京考察。小说出版之后,有一个读者发来书评,说她是学古建筑的,看到小说里有一段情节是主角被追到南京的城墙上,走投无路,因为城墙高六丈五尺,跳下去就会摔死。她职业病发作,想知道“六丈五尺”这个数字到底是有所根据还是信手一写,便去查了一下考古报告,发现南京明代城墙最高是21米,换算下来正好是“六丈五尺”。

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到网上,我老老实实承认说:“这没什么神奇的,我和你查的是同一篇考古报告而已。”

其实五丈六尺和六丈五尺,对剧情来说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我花了心思埋下小彩蛋,能够被人发现,还是挺高兴的。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草地: 您对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马伯庸:我的兴趣是从阅读历史文学作品开始,国内的比如姚雪垠、徐兴业、高阳、二月河,国外的如司马辽太郎、茨威格、司各特、赫尔曼·沃克等,从小到大看了很多。我很喜欢观察历史在文学中的演绎,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看作者是如何巧妙地运用想象,把虚构镶嵌进史实的缝隙内。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草地: 在创作上是否受到某位作家的影响?

马伯庸:如果说最直接的影响,日本的隆庆一郎、法国的克里斯蒂安·贾克和英国的弗·福赛斯则从技术上给我指引了创作方向;二月河与徐兴业则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中国历史的魅力所在。

草地: 历史题材小说对当下有怎样的价值?

马伯庸: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主题表达,一定是与当下的价值观息息相关的。从最本质上来说,我们去书写古人,去演绎过往,其实是在寻找旧日与当下可以共鸣的点。比如对曹操的评价,从古至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清时代的人依循儒家道德观,对其评价很低,《三国演义》和其他文艺作品里他就是个白脸奸臣;而更尊重个性表达的现代人,对这位豁达多疑、狡诈开明、兼具枭雄与艺术家气质的矛盾人物充满喜爱。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作者关于曹操的种种作品,形象与从前大相径庭。

河南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出土的人物画像石残块(2009年12月30日摄)。高陵在后世遭到“毁陵”,陵园内所有地上建筑被有计划“拆除”。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草地: 您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又有脑洞大开的情节。您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

马伯庸: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历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在细处我们可以发挥想象,为既定的历史事件寻找一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符合历史的,但一定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草地: 您认为应如何阅读历史?

马伯庸:别太严肃,但也别太不严肃。以兴趣入门,以毅力钻研,以情怀发酵,如此而已。

“写作就是一种率性而为 算计太多就失去意义了”

草地: 您从事写作20多年,兴趣点、写作风格有哪些变与不变?

马伯庸:最开始我什么题材都写,任意妄为,不加限制,文字风格也在各种模仿中反复跳跃。不过现在我稍微收敛了一下,集中在历史题材的创作方向。不过我也没有说一定只在这个领域发展,闲来无事也会写点其他的换换口味。归根到底,写作就是一种率性而为,算计太多就失去意义了。

草地: 可以说您是网络文学的初代创作者。在您看来,网络文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马伯庸:网络文学从初期的野蛮生长、草根蔓延,已经进化到了一门专业、精细的创作类别。它有着独特的文学形式和创作规律与技巧,甚至于审美体系与评价标准都与传统迥异。很高兴的是,现在学界终于开始正视这种文学现象,并试图从学术角度去归纳、总结。

草地: 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超百亿元,吸引了不少人加入网络文学创作行列。对于这些新人,您有什么建议?

马伯庸:我的建议只有两个。第一:无论写得多不成功,至少写完一部小说。我见过太多人写了很多散碎的开头或片段,却很少有勇气完成它。事实上,小说写作比拼的是意志力,咬着牙完成一部完整作品,你就体验了一次创作的全过程,看到的风景和随便写写截然不同。第二个建议,先找份糊口的工作,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否则很容易陷入生存焦虑。文章憎命达,但不是所有的命苦都会转化为文学。

草地: 能否给我们推荐一本您最近在读的书?

马伯庸:最近看了一本《被统治的艺术——明代卫所与生存之道》。这是一本讲明代军户的书。军户制度我很熟悉,也读过很多相关的论文,但无可避免地,是从大量朝廷的档案文献中去理解,都是宏观概念。

而这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在简单介绍了军户的大框架之后,直接下沉到了一个个地方上的小家族。作者很有巧思,也极有田野考察精神,他从许多件军户家谱、文艺作品、案牍等材料里寻找蛛丝马迹,利用有限的材料拼凑出普通军户的生活图景。从一件件散碎不全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军户们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种种场景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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