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捧红狄龙姜大卫因保守错失李小龙

发布时间：2024-12-25 03:27

邵逸夫与李小龙(资料图)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庄市朱家桥老邵村一个富商家庭。其父邵玉轩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淘金”，并于1901年设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颜料号。邵玉轩不仅经营有方，而且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

邵玉轩育有5男3女。邵逸夫排行第六，故后人称他为“六叔”、“六老板”。他早年就读于家乡庄市叶氏中兴学校，与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为前后届同学，后赴上海就学于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为此练就一口流利的英语。邵家众多的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几乎都进入娱乐圈。五兄弟中，大哥邵醉翁于1924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开始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天一”成立之初，清一色是家族班底。老大邵醉翁是制片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老六邵逸夫则擅长摄影。创业之初，他们分工合作，完成一切工作，公司犹如家庭式作坊。其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即深受上海市民欢迎，旗开得胜，邵氏兄弟们为之欢欣鼓舞，随后新影片不断地从“天一”推出。

1926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邵逸夫，应三哥邵仁枚之邀，南下新加坡协助开拓南洋电影市场。那段时间，邵氏兄弟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村巡回放映，并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1930年，邵氏兄弟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

1931年，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幸亏其命大，落水的邵逸夫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飘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到1937年抗战前夕，邵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等东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和9家游乐场，并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

初到香港，请大明星要百般迁就

1937年后，日军侵华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邵氏惨淡经营，被迫关门。1945年抗战胜利后，正当盛年的邵逸夫决心重振邵氏家业。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 1958年，宣布成立邵氏电影公司。邵氏影城占地近80万平方英尺，被称为“东方的好莱坞”。

在电影发烧友看来，邵氏的全盛时期，自然是张彻与胡金铨开创邵氏功夫片的时期。但在张彻与胡金铨拿出《独臂刀》和《大醉侠》之前，邵氏在电影江湖中起家的，却是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

邵氏立足香港初期，最大的对手是陆运涛主持的“电懋”。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影坛其实有三大势力，就是邵氏、电懋(国泰)和左派的长城与凤凰公司。陆运涛原本也在南洋从事院线管理，比邵氏兄弟早两年登陆香港。“电懋”曾云集张爱玲等华人编剧名家，优势是时装喜剧片，陆运涛曾留学欧美，学习当时的好莱坞经验，重视女明星，为她们量身定做影片。当时“电懋”旗下女星阵容有林黛、尤敏、林翠、葛兰、叶枫、李湄等，导演阵容则有岳枫、陶秦、唐煌、易文、王天林等。而当时邵氏手上独有的女星只有由长城转投的乐蒂。

李翰祥在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中，这样记述当时邵逸夫在香港的“地位”：“刚到香港，还真有些寸步难行的味道，想请大明星吃饭都要百般迁就，因为试请过几位大明星一块儿到他清水湾的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

针对“电懋”的优势，邵逸夫提出，邵氏必须要“大”：建大厂、拍大片、挣大钱。1961年，邵氏片场一期落成，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第一家使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彩色宽银幕技术，叫做“邵氏综艺体弧形阔银幕”。时装片无法拍大，邵逸夫就拍古装片。1959年的《江山美人》，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维下出厂的。

《江山美人》讲的是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故事，开了香港黄梅调的流行风潮。采用黄梅调，是为了针对“电懋”广受欢迎的歌唱片《桃花江》和《曼波女郎》。邵逸夫曾经回忆说，当时电影观众以妇女为主，她们喜欢歌唱片，歌愈多愈受欢迎。张彻在他的回忆录《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书中也曾有一段忆叙：“黄梅调是自然发音。自然发音的歌唱就能让普罗大众朗朗上口，跟着学唱，蔚为流行。30年代，电影技术进入有声片之后，电影歌曲遂成为最容易吸引观众的一种沟通方式。”

邵逸夫拨了巨资50万港元给李翰祥拍摄《江山美人》，在当时一般时装片票房以几万元计的电影界，邵逸夫几乎被看做是疯子。但上映后第一周《江山美人》的票房就冲破了40万港元，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卖座的影片，还在亚洲影展上拿下10项大奖。而邵氏电影公司也彻底站稳了脚跟，“电懋”的“时装戏”在华丽的古装服饰面前相形见绌，从此被戏谑为“烂衫戏”。

力捧狄龙、姜大卫，男星盖过女星

1964年，香港影坛发生了一件大事，邵逸夫多年的对手陆运涛突然飞机失事死了，“电懋”从此不振。也在这一年，《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逸夫旗下最红的黄梅调女星林黛忽然自杀，邵逸夫痛失摇钱树。

很多人认为林黛的死意味着邵氏黄梅调电影时代的终结，认为她直接推动了邵氏电影转向男性为主的功夫片。而即使林黛仍在，也无法扭转黄梅调电影在观众失去新鲜感后日渐衰落的趋势。

为什么邵氏会从细腻柔媚的黄梅调转投阳刚的武侠片？香港影评人石琪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邵氏的“新武侠世纪”是一场“武革”。而张彻和胡金铨的兴起，是“时势造英雄”，尤其张彻，“张彻片的阳刚暴力作风，以及他爱拍的青春反叛，切合当时中国‘文革’暴潮，以及香港社会转型期。其实那时世界各地也先后卷起青春新潮、学运怒潮和各式反传统反体制的革命，更有凶险的冷战、血腥的越战，到处都难以逃避文化冲击与暴力危险。”张彻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反叛和“以弱胜强”的主题。他当年经常说：“女星比男星吃香，男角常常比女角软弱，很不正常。应该像西片、日本片那样，复兴尚武精神，重振男性英雄主义。”张彻之前，女明星片酬比男明星高；张彻之后，这一趋势彻底被扭转过来。

张彻选男星，重的是“血气方刚”四字。他的男星个个古铜肤色，一身肌肉。但他当年选角，却喜欢“桀骜不驯”的男演员。狄龙和姜大卫，是张彻当年最爱的两名男星。狄龙1969年入行，自小学习咏春拳。狄龙不讳言说自己入行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把这称为“博偏门”。狄龙还记得，拍完《刺马》那年，他成为当年最红的男星，公司分花红，分给他的钱竟然已经够买一幢楼房。他又兴奋又对公司感激涕零，拍戏更加搏命。

张彻总是喜欢把狄龙和姜大卫放在一部电影里，害得两个人之间，不免生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嫌隙来。狄龙形象英俊阳光，是白马王子，姜大卫则戏里戏外都呈现出一副“浑不吝”的样子，嘴角总挂一丝嘲讽的微笑。《刺马》拍摄于1973年，狄龙饰演马新贻，姜大卫演张汶祥。戏里，两个人第一次在银幕上反目成仇，打得你死我活；戏外，两人被传谁也不理谁。在当年，两人对打是这部戏的最大卖点，犹如今日《功夫之王》里的成龙[微博]与李连杰[微博]。

观念保守，错失李小龙转投电视

1975年的《倾国倾城》，是邵氏电影最后一部史诗巨作，集合了当时所有邵氏能请得动的最好的明星：卢燕的慈禧，狄龙的光绪。但此时，邵氏已经在慢慢减少电影业务，转投电视。

李翰祥拍《倾国倾城》，某种程度上是集中了毕生功力。他60年代成名后弃邵氏出走台湾，希望成就电影大亨的梦想，却在邵氏势力笼罩下屡战屡败。1971年他不得已回到邵氏，拍风月片和骗术片以娱己娱人。1975年正是风月片当道，拍《倾国倾城》这样的历史正剧，邵逸夫原本并不看好，但该片的成功却把邵氏的辉煌推向了顶峰。这一年，新加入的刘家良也以《神打》一片给邵氏的功夫片带来了南拳风格的新鲜血液，连张彻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尝试用镜头的分解和组合逐渐丰富原来的“一招一式”的动作。1974年，邵氏出品的影片达到了49部之多，成为行业老大。

然而此时，邵氏出现了新的对手：嘉禾。1970年，邵逸夫的重要合作伙伴邹文怀离开了邵氏，以40万元港币起家，成立新的“嘉禾”公司。邵逸夫当时并未意识到，邹文怀的离去，意味着一种新的制片制度的兴起。

邵逸夫的管理制度，是仿效好莱坞八大公司的“大制片厂制度”，邵逸夫的梦想，就是把邵氏打造成“东方好莱坞”。他的管理方式是东方式的家族管理，家族独自经营，盈亏自负。而此时好莱坞的“八大”已经在逐渐朝独立制片体制转轨：大公司选择合适的制片人予以财务和发行支持，最终进行利润分红。邹文怀走前曾建议邵逸夫顺应潮流实行“分红制”，但邵逸夫已经习惯了亲自掌控一切，不适应独立制片体制下的“权力下放”。

正是这样，他错过了李小龙和许冠文、许冠杰兄弟。这两兄弟曾经携带《鬼马双星》剧本找到邵逸夫，要求五五分成，遭到拒绝后转投嘉禾；而嘉禾同样用更人性化的分红制从邵氏手中赢得了李小龙。1970年代后期，嘉禾逐渐取代了邵氏在电影业的地位。1980年，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出任香港“无线”董事局主席，开始集中力量打造他的电视王国。

文章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