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陈述，很难看到这些钱的踪迹，现金大多以装在皮箱、纸袋里的方式，流转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关系网中。
命案
袁宝璟的财富也是从一些来龙去脉不甚清楚的交易中累积起来的，但他的厄运也是自此开始。1996年，已是资本市场名人的袁宝璟进四川炒高粱期货。在资本市场上，期货是风险最高但获利也最快的金融产品。由于期货是对手交易，多空双方必有一输，而输赢的数额因为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会大大高于其他金融工具。期货交易的保证金一般是5%，也就是说交5%的货款，就能撬动20倍的交易金额。期货还有个特质是一天内可以多次买卖，相当于一笔资金一天内可以用好几次，交易量巨大。“因此这是一个神魔一体的行业，它既有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的功能，也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具有一定的赌性。从这个角度说，它就是国家开设的赌场。”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入市的期货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看来，袁宝璟进入四川的举动是万无一失的。和当时江浙、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期货市场比，四川期货交易所的资金交易量较小，是一个相对好控制的场所。而高粱又是区域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容易炒，袁宝璟看起来完全有控制这个市场的能力。他已是资产达30多亿元的资本玩家，代理商是当时最大的中包期货（中国包装总公司），同时还在京铜期货也开了户。
袁宝璟在这次高粱之战中选择了多方——这是通常有资金实力的人选择的立场。做多需要有钱，做空需要有货。期货界有句行话：钱无穷而货有限，意味着资金大户确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左右市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不是无限的，如果炒作的价格高到违反了经济规律，仍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1996年的袁宝璟就犯了这样傲慢的错误。高粱现货价格1300元，他将期货价炒到1900元。这样悬殊的价差引来了四川另一个“江湖名人”刘汉。
从财富积累路径来看，刘汉和袁宝璟颇有相似之处——都曾抓住国企经营陷入困境的机会，通过参与国企改制，获得了在资本市场上高抛低吸的金融平台。以资本市场开局，在能源市场落脚，瞄准的都是特殊的有超额利润或者垄断利润的东西，每个布局都是一旦成功就有巨大利益。但在财富快速积累过程中隐藏的种种原罪，也让他们一直处在与昔日伙伴反目成仇的恐惧中，并因此身陷一系列暴力。
1996年袁宝璟和刘汉相遇的那场期货对战，光从资金量看，袁宝璟占据优势。“他交易资金1个亿，应该有两三个亿可以追加。刘汉也能找到两三个亿的资金，不过他做空，还要去订货，就需要多于多方的资金。但袁宝璟把价格炒得过高，刘汉进来后，很多原来做多的散户也倾向于跟着刘汉做空，价格就给顶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一位参与此次交易的期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当对战进入僵持阶段后，袁宝璟派人来谈判，刘汉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坦白。“刘汉说：‘第一，你把价格炒得太高，违背了大势，一定会输。就算你有钱，我也可以去找援军。第二，你如果现在退出，已经入局的资金没有办法，但后面的部分，我可以奉送一定的点数给你，当作你来玩玩。第三，如果你还坚持抬那么高，我就组织人去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政府出手平抑价格。’”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刘汉说这些并不只是吓唬对手，他确实做了这方面的人手准备。1996年政府正致力于平抑物价，刘汉判断涨幅超过一定限度，政府是有可能出手干预的。
刘汉在谈判中如此强势，还因为在入市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他通过自己在四川期货界的人脉和一些手段，拿到了交易所大部分席位的仓单，由此推算出了袁宝璟的持仓量。另外还通过银行方面的关系，查到了袁宝璟可能动用的资金量。这些做法类似于在赌场上偷看对手的底牌。不仅如此，刘汉仗着地域优势，还有两张底牌：一是涨跌停板的交易规则。这是国家赋予交易所的权利。多空双方交战，一方的保证金输完了爆仓，交易所要负担连带责任。1995年“3·27”国债事件后，为了控制交易风险，国家给予了交易所涨跌停板的权利。在与袁宝璟的对战中，四川联合交易所运用了这个权利，“相当于给了刘汉喘息的机会，给他时间去找资金，找援军”。另一张底牌则是交易席位。多空对战一般情况下是拼资金，但双方实力差不多时，最后的输赢都在交割量上。交易所的席位总量是固定的，每个席位的交割量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一方掌握的席位多，对手有再多的资金也进不来。“袁宝璟和刘汉的对战，最后就是在席位数上。刘汉把一些交易量不大的席位给控制住了。比如一个席位费一年5万元，他可能花高价给包下来了。袁宝璟找人来开仓，这个席位就是不开仓，不接客户。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当时四川联合交易所100多个席位，20%自营会员都是当地的，刘汉争取到了他们。”一位曾参与这次交易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最后的结果是，袁宝璟损失9000多万元平仓走人。单从输赢来讲，这个案例并不大，当时全国一年内输赢1个亿以上的对战有十几个，但袁宝璟手握重金，却处处受制，输得颇有怨气，一年后袁的亲信汪兴派人枪击刘汉。事后不久，袁宝璟与汪兴反目，他的两位表弟枪杀了汪兴，袁宝璟因涉嫌买凶杀人被逮捕。
看上去线路清晰的杀人案，对于当事人的妻子卓玛来说，解读起来，却另有系统。
在袁宝璟一审过程中，妻子卓玛召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用大巴车将各路记者接到辽阳。卓玛在记者招待会上提供了一些极有轰动效应的材料，试图证明有不正常的权力在干预袁宝璟案：“案发后，我曾托人向××（辽宁一位政法官员）递交过申诉材料，为了安全起见，在此材料上我专门留了一位朋友的手机号码作为与他联络的工具，而这个材料上交后不久，竟然有人打电话到这个号码上，向我索要3000万元，声称交钱可以放人。”袁宝璟的民事律师刘家众也告诉记者：“袁宝璟揭发了一位在任官员的腐败行为。首先，他用胁迫手段从袁总手上拿到1.2亿元，到香港一家公司投资，如果袁总被执行死刑，这笔钱就失去了债主；第二，这名官员还掌控了该地娱乐场所的保护费收取、毒品买卖和假钞生意。”
在卓玛看来，案件有各种疑点，她坚信“辽宁有某种势力想要袁宝璟的命”。也因有此念，而她寄望于更高权力的干预能扭转厄运。一些扑朔迷离的关系成为她想抓住的最后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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