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龙：黄庭坚书法在明代的接受——以沈周为例
黄庭坚书法在明代的接受
——以沈周为例
■黄小龙
黄庭坚是“尚意”书风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其书法风格瑰玮跌宕、欹侧险绝，极富个性。康有为曾评：“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而其书法在后世的接受历程中，明代是一个值得被关注的历史时期。
一、明初书坛对黄庭坚书法的冷淡
受历史惯性和书法的相对独立性影响，明代前期的书坛，依然是元代书风的延续，遵循赵孟頫的复古思潮，反尚意、反个性；程、朱理学的推行和帝王的审美偏好，促使“台阁体”的诞生和流行。此外，书法与仕途的紧密联系更是使得书法成为功利性的工具，其艺术性几不复存，黄庭坚书法在此期间备受冷淡。
明初，先是明太祖朱元璋恢复科举，以八股取士，并且推重程、朱理学。八股文讲究形式，基本不能掺和个人思想，其强制性不仅使文学上出现了“台阁体”，在书法上也逐渐形式化。程、朱理学的标准，抑制了士人的思想个性，在朱子思想深入人心的同时连同朱熹的书法观也为时人所接受。朱熹曾评价宋人书法：“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从中可知，朱熹的书法审美观是端庄严谨、平实方正，而以苏、黄为首的北宋“尚意”书风则被其深恶痛绝，其反个性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书法个性的泯灭，然而在当时却正好符合统治阶级的审美需求。永乐十四年（1416年），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朱元璋之孙）集成《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其中收录了从晋至元的名迹法书，而宋人仅收入苏易简摹《兰亭序》1件，“宋四家”皆被弃之，朱有燉曾言“予平生不乐宋人书”，又在《自序》中写道：“至赵、宋之时，蔡襄、米芾诸人虽号为能书，其实魏、晋之法荡然不存矣。元有鲜于伯机、赵孟頫，始变其法，飘逸可爱，自此能书者亹（wěi）亹而兴，较之于晋唐虽有后先，而优于宋人之书远矣。”其“不乐宋人书”，实际上代表了明代皇室对书法的态度，而皇室的审美取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朝野，明初的书法审美观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明初书法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明初曾设中书舍人一职，主要承办内阁交付的缮写工作，这项工作则必然要求是善书者，书写的风格也必须符合皇帝的胃口。起初，其选拔过程还是相对严苛的，然而到了永乐时期，自沈度推荐其弟沈粲也成为中书舍人后，便形成了一种风气，中书舍人一职的门槛就变低了。大抵是写得一手好字，然后受人推荐，皇帝同意，从此便平步青云。如此的功利性致使读书人为了仕途也争相学习书法，可惜的是他们学习书法只是寻找捷径，或直接师法当时书家，或师法元人，或通过元人间接学习古人，这种顾其流而丢其源的行为，终使他们的书法缺乏生气；又因迎合帝王的喜好，最后便形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台阁书风。这种缺乏个性的形式主义书法是偏离书法艺术正轨的，更无从谈生命力，黄惇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元明卷》中对这一现象有评述：“明初台阁体书法与台阁体诗文、院体绘画实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并可视为明代封建社会皇权统治发展至极端情况下的特殊文化现象。”这一时期为书法的低潮期，宋人的“尚意”书风被推至边缘，黄庭坚书法自然不为时人所重。
沈周《卧游图册》之九
二、沈周对黄庭坚书法的接受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虽然南京也存有一套政治管理机构，但已形同虚设。再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内阁忙于争权已无暇顾及太多，在管制上有了放松，此时人们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宋人书法开始受到重视，沉寂一百多年的书坛开始苏醒过来。明代中期之后，经济繁荣的苏州地区成为书坛的中心，吴门书派的出现，更是有了“天下书法归吾吴”的盛况，自始明代书法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而沈周对黄庭坚书法的接受在这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苏州人。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为吴门画派重要的奠基者和开启者，同时也是吴门书派的先驱。受家学影响，沈周很早便学习诗文书画。早年以诗名为世人所知，据说在他15岁时就能作百韵诗，而后在接受南京地官崔公面试《凤凰台歌》时，援笔立就，文采飞扬，一气呵成，时人赞其有王勃之才。他在画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其画师法黄公望和吴镇，秃笔中锋、气势雄浑；且每作一画，落笔点苔，绝不含糊，虽不刻意为之，然神态俱出。然沈氏终生不仕，喜欢交游，虽足迹未出吴中，却能声名远播，据他的入室弟子文徵明记载：“（沈周）稍辍其余（指写诗之余），以游绘事，亦皆妙诣，追踪古人。所至宾客墙进，先生对客挥洒不休。所作多自题其上，顷刻数百言，莫不妙丽可诵。下至舆皂贱夫，有求辄应。长缣断素，流布充斥。内自京师，远而浙、川、广，莫不知有沈先生也。”其名声之大，由此可见。
对于沈周书法，《明史》说“字仿黄庭坚”，与其同时代的书家王鏊亦称：“书法涪翁，遒劲奇倔。”但从其传世书画作品来看，沈周并非一开始就学习黄庭坚。据葛鸿桢在《论沈周行书〈赤壁赋〉卷的真伪及书风演变期的界定》考证，沈周书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书法受当时风气影响，带有明显“台阁体”面貌；40岁前后转向宋人学习，但并未稳定一家，如他40岁所作《石湖归棹图》《云石风泉图》上题字，皆有黄山谷影子，而约40岁所作的《庐山高图》上题字则有明显学东坡的痕迹；44岁左右醉后作《为刘玉画山水轴》又在题字中掺入“米癫”书体，他自题云：“米不米、黄不黄，淋淳水墨余清苍。”可见这一时期的沈周仍在苏、黄、米三家中探寻适合自己的路。直至54岁之后，才确定专攻黄庭坚一家。沈周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对自我书风的突破转变，而其学书取向的转换亦非偶然。
沈周纯学黄庭坚书法，在书学思想上也更是与之神合，曾云：“黄文节公随大小真行，俱有一段不可屈服、不可磨灭之气。今俗子喜评苏、黄二公，盖用绳墨尺度，是岂知书者哉！余谓文节公书，郁郁森森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在此评论中，沈周对黄庭坚书法给予高度肯定，“郁郁森森发于笔墨之间”可见他对山谷书法书卷气的推崇和接受，这与当年山谷推许乃师东坡“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他人终莫能及”如出一辙，有明以来，黄庭坚可谓真正遇到知音矣！沈氏虽书名不及画名，然其对黄庭坚书法的肯定和接受，使得元明以来被推至边缘的宋人“尚意”书法被重新重视，书法个性逐渐彰显。这一学书观念的转变，对后来吴门书家的中流砥柱祝枝山和文徵明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推动明代书法的积极发展。
三、沈周学习黄庭坚书法的原因
（一）市民阶层对书画审美的转变
政治上的放松使得苏州的文人有了一定的环境基础，在经济上，明代中叶的苏州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已十分发达，并出现市民阶层。商业的繁荣发展，在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也促使书画艺术走向商品化；而市民阶层对书画需求量的增加，一方面让许多业余书画家因此成为职业书画家；另一方面，他们的审美意识也影响到了文人的书画创作，促使许多抒发个性且富有独特风格的书画家产生（参阅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吴门书派出现的历史条件”部分）。在此环境中，沈周即是其中耀眼的一位，吴宽曾记：“伪作纷纷入京国，欲以乱真翻费力。”可见沈周作品受欢迎的程度，且市场需求量何等之大，因此，为适应市场之需求，沈周师法富有个性的黄庭坚书法不无原因。
（二）苏州地区学书风向的变化
黄君在《千年书史第一家》中说：“书法这门艺术，其实与风俗、学术、思想、人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思想风气的变化就如风向标一样，总能反映在书法的审美趣尚之中。”沈周书法当时不是突然学习宋人的，亦非学习宋人书法的孤例。这从与之同时代、同为吴门书派先导的徐有贞、李应祯和吴宽的书作中可现端倪。
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苏州人，为祝允明的外祖父和书法启蒙老师。朱谋垔《续书史会要》称：“（徐有贞）书法古雅雄健，名重当时。”徐氏一生的学书历程大致为早年学欧、褚，中年学王，晚年学素、米。从他前面的历程来看，与元人无异，基本是师法晋、唐一路，然而在他晚年时突然学米芾，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实质上也是开了一个先例。王世贞《艺苑卮言》曾提及：“有贞善行草，得长沙素师、米襄阳风。”除了在书法实践上的突破外，徐氏的书学思想也有其独到处。祝允明《怀星堂集》记：“仆学书苦无积累功，所幸独蒙先人之教。自髫丱（ɡuàn）以来学，绝不令学近时人书，目所接皆晋、唐帖也。”其“绝不令学近时人书”的书法观实际上打破有明以来因因相袭的陋习，对当时和以后书法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李应祯（1431—1493），初名甡（shēn），字应祯，后以字行，苏州人。其篆、隶、楷、行、草五体皆善，且自成一家。李氏十分注重对传统古法的学习，据文徵明《跋李少卿帖》记：“（应祯）凡运指、凝思、吮毫、濡墨，与字之起落、转换、大小、向背、长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盖公虽潜心古法，而所身得为多，当为国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管，虚腕疾书，今人莫能为也。予虽知之，而心手不逮，盖数年来未始有得。”除此之外，李应祯的书论亦可见其对黄庭坚书学思想的接受，一次看到文徵明书法中涉有苏东坡笔意，大咤道：“破却工夫，何至随人脚踵？就令学成王羲之，只是他人书耳。”其主张自成一家、不愿“随人脚踵”的书法观显然是对山谷“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继承。李氏亲身经历过对“台阁体”的反叛，这一书法观可为当时文人书家对书坛风气不满的缩影。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又号玉延亭主，苏州人，与沈周交往甚密。其书法主要学习苏东坡，且不杂他体。王鏊曾云：“宽作书滋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都穆也认为：“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吴氏只攻宋人一家与沈周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从风格上直接远离元人，对吴门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几人的分析，不仅可窥沈周生活时期的时代背景，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其中徐有贞为祝枝山外祖父，他与王鏊、吴宽皆为当朝权贵；李应祯则以善书任过中书舍人，系祝枝山岳丈、文徵明的书法启蒙老师；沈周又与祝枝山沾亲带故，是文徵明的绘画老师；沈周又与吴宽为好友……从他们的学书思想和经历来看，可知是互为影响的，也集中反映了明代学书风气的转变。
（三）家藏山谷法帖
沈周学习黄庭坚书法，除了上述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在因素。据都穆《寓意编》载，沈周家藏黄山谷真迹至少4件，分别为《大字经伏波神祠诗》《大楷书杜甫律诗二首》《苏舜钦、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诸人遗墨一册》《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书真迹一卷》等；又吴宽《家藏集·跋山谷发愿文》亦记：“启南所藏黄书数种，予尝获遍览。”由此可见，沈周家族里面是藏有不少山谷书法真迹，其学习黄庭坚书法乃是从真迹入手的，可以直观、近距离地进行临摹学习；加上他平时的耳濡目染，学习起来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此外，晚年沈周的画风粗枝大叶、天真烂漫，与黄庭坚长枪大戟、风神潇洒的书风恰好相匹配，可谓相得益彰。以《卧游图册》之九为例（如图），可见沈周在保留黄体基本特征的同时略掺己意，将山谷笔画的跌荡起伏进行弱化，显得更加自然流畅，与其画风浑然一体。
四、结语
沈周虽一生不仕官场，然其绘画远播全国，名动海内。又因其在画上题字，所以在其画流行之同时，也传播了书法风气，故其对明代书法的贡献远远大于同时期的书家。
总之，明代书坛以学习宋人书法注入新鲜血液，而又以极富个性和书卷气的黄庭坚书法影响最大。沈周对山谷书法的接受开一代风气，在其之后，山谷书法大为盛行，有明一流书家如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徐渭等，无不曾师法黄庭坚，他们或取山谷笔法、或取其结字特点、或取其满纸纵横之章法、或接受其书学思想来探索自己的面貌……各取所需，各开新面，使得书法这一门艺术的发展更加繁荣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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