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贺与诤：余华小说的“细部修辞”

发布时间：2024-12-28 15:58

余华小说的“细部修辞”

张学昕贺与诤

摘要：在持续性写作三十余年的作家中，余华始终以直面现实的坦诚和魄力，描摹生活，坚执而耐心，体现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品质。从“十八岁”的远行，到“第七天”的灵魂游弋，从《现实一种》到“现实种种”，余华以其一以贯之的“先锋”姿态，冷静地感受、想象和处理现实世界的图像。他沉潜事物和人性肌理，进行细部修辞，呈现时代的沧桑变化和隐痛。本文通过细读余华不同写作阶段的部分文本，透过余华对生活日常性细节的捕捉及个性化、寓言化的意象、诗意而灵动的想象，感知余华勘测灵魂重量的方式，考量“细部修辞”的精神价值和艺术意味。

关键词：余华；小说；细部修辞；人性

一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之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①我们相信，余华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思考和整理自己的写作经验及其个人生命经验、记忆和虚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写作发生学的问题。一般地说，人们似乎更愿意谈论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于作家在后来写作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认为童年经验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方向，它是作家的精神、心理、美学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余华看来，这个图像一旦建立起来，就难以被此后的生活、经验所覆盖。因此，他就将在他“此后” 的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生命最基本图像的影响，即使对“基本图像”在做局部的调整和叙述时，他也必然会小心翼翼，谨慎地处理现实、想象和虚构的关系。

那么，这“此后”的生活、经验该如何具体地传达呢？也就是，作家如何通过自己的文本实现自己的文学叙事？无疑，它首先必须依靠一个完整的叙述，实现作为一个作家对其所感受到的存在世界的认知、判断和描绘。而这个有一定长度的叙述，则是由具体的故事、人物、情节、细节组成，或者说，通过若干对存在世界细部的描摹和叙述才能使得文本的呈现枝蔓横生，寓意充盈。可以说，细部是作家艺术思维和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作家调整自己的人生、世界基本图像的重要依据、方式和途径。

余华曾谈及几位对他最初写作时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外作家，特别是鲁迅和川端康成。而后者恰恰是极为重视文本细部的杰出作家。“川端康成对我的帮助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里，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感受，这非常重要，这样的方式会使细部异常丰厚。川端康成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作家。就像是练书法先练正楷一样，那个五、六年的时间我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写作基础，就是对细部的关注。现在不管我小说的节奏有多快，我都不会忘了细部。”②在这里，余华坦然地道出了他最早的文学训练，来自对川端康成的学习和模仿。无疑，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相遇也是一种不解之缘，应该说就是某种“神遇”。显然，余华将川端康成视为自己的“出道”师傅，并深刻地领悟了川端康成作品的精髓：细部是叙述之母，只有精彩的、有力量的细部，才可能支撑起小说文本的结构和内在精神价值，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细部描写、细部表现的爆发力和深邃度。在他的长篇小说《活着》中，就有一个极其经典的细部描述，令人过目难忘：福贵的儿子有庆为学校校长输血，生生被庸医抽血过度死后，福贵担心病中的妻子伤心，瞒着妻子家珍将有庆埋在一个树下。掩埋儿子之后，他哭着站起来，这时，他看到那条通往城里的熟悉的小路，想到有庆生前每天都在这条小路上奔跑着去学校的情形。后来，福贵陪着家珍去有庆的坟前，再次看到这条月光下的小路。写到这里的时候，作家余华感到他必须要写出此时福贵内心最真实和最细腻的感受。他反复斟酌这个细小的感受究竟应该怎样表现出来。最后，他选择了一个意象——盐。“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③余华充分地意识到，他必须写出这种感受，这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责任。一个人，当自己的亲人离去，那种难以控制的思念和伤痛该怎样表现，仔细想想，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摆脱俗套的细节。在这里，余华没有刻意地造势和矫情地张扬，也没有选择一个很大的动作加以渲染、煽情，而只是给这种情感、情绪选择了一个“单纯”的意象，它立刻就攫住了人的心，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普通的事物——盐，但它却呈现、构成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细部。失去亲人的巨大的伤痛，挥之不去之时，心上又撒了一把盐，即使是美丽、姣好的月光，也如同粗粝的盐渍，令人心如刀割。在这里，实在是难以找到、捕捉到一个更好的比喻或象征，或者，哪怕是一个细致的心理描写能够取代这个短小、简洁的叙述。这个细部，体现出余华的敏感和敏锐，灵感和才情，它从小说的整体叙述中突然溢出，耀眼明亮，闪着光泽，照亮了小说全部的叙述：《活着》所承载的，是不能承受之轻。一位父亲，在艰苦的生存状态中，如何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这是余华以一个作家巨大的同情心，从人物内心的情感出发所做的细部的修辞。它可以产生悲天悯人的力量，会以它的动人软化人的心灵。

余华小说中另一个经典的描绘生活细部的例子，就是其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小说叙写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当时物质匮乏，许三观的三个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经常吃不饱饭，缺乏营养，甚至饥饿难耐。为了缓解孩子们的饥饿，许三观竟然发明出一种近似“望梅止渴”的缓解方法。

在这里，许三绘声绘色地用嘴分别给大乐、二乐、三乐极其详尽地描述烹制红烧肉、清炖鲫鱼、爆炒猪肝三道菜的整个过程。他让三个孩子闭紧眼睛，在想象中陶醉其中，“享受”从处理食材，到整个烹饪过程，直到在想象中“入口”，以获得巨大的心理、生理的满足。而且，余华没有在作品中站出来借人物之口进行任何说教，也没有选择惊心动魄的大场面，而是通过这样一场用嘴描述出的“非视觉”盛宴，写出三个孩子对食物的渴望，并状写、升华、渲染出一个时代的贫困和生存艰难，描述人们在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中寻找新的生存的可能性。他选择这样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细部，呈示出普通人在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时代普通人的艰辛生活，叙述幽默又调侃，酸楚又沉重。当读到 “屋子里吞口水的声音这时又响成一片”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余华所呈现出的那个时代生活中的细部，实在是太残酷了，仿佛有一股隐痛遍及我们的周身。这种情境，也许随着往昔的岁月远逝，在今天早已被生活淹没了，却留给我们许多难以承载的疼痛。余华的一个细节，或者说，一个细部，几乎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生活形态和实际样貌，它成为时代生活的某种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他另一部长篇小说《兄弟》中，五十六碗三鲜面所产生的天堂般感觉，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对大白兔奶糖的贪婪痴迷的吃相，少年宋刚分别用酱油和盐拌的两次米饭，都是余华小说中令人难以忘记的经典细部，读罢让人忍俊不禁，感慨万千。

在谈到为何写作时，余华说，他要“写出中国的疼痛，也写下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可以说，从我写长篇小说开始，我就一直想写人的疼痛和一个国家的疼痛。”④ 可以说，余华写出了这种时代和个人的双重疼痛。

二

我们相信，小说虽然不会轻易地就从细部捕捉到一鳞半爪的所谓生活意义和本质，但生活的内在质地一定会潜隐在细枝末节中，在作家的想象、沉思和虚构中重组并发酵。这样，作家在他的写作中就可能产生新的图景、情境和新的叙事美学。也许，我们还会进一步思考，一个作家在感受生活和叙述生活的时候，是否曾经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们即使没有记住小说文本中的有关精神、思想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的东西，但我们却可能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情节，一个细节，一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存在世界或人的细部。这些细节、细部的镜像，构成了一种记忆，总是不断地使人们在回忆中产生无尽的况味。恰如保罗·策兰所说：“我们从坚果中剥出时间并教它行走：时间却退回壳中”，这个细部，就像是一个坚果，它可以让我们重返记忆的道路，让我们思索个人生活与历史演进中最微妙与深奥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彻底地照亮我们略感黯淡的心理和现实生活，生发出强有力的光芒。

我们常常会想，并且期待我们的作家，能否在更多的时候暂时放下那种向上的姿势和高昂的口气，伏下身来，触摸一下生活的糙面和事物的毛细血管，能够耐心、细心地观察一些细部和细小的存在。看似无关大局、无关紧要的细节和细部的存在，可能恰恰透射或隐藏着关键的信息。珍视细部，也是珍视个性，珍视生命本身，而不要凌驾于人性和生活之上，把它们当作粗糙的材料进行加工改造，那可能会成为可怜的杜撰，也是以高调形式表现出来的致命的平庸。

当一个作家知道自己写什么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拟定或预设了叙事的空间维度，并且发现了应该聚焦的生活，洞悉其间或背后潜藏的价值体系，对时代生活做出深刻判断。这完全可以视为作家创造的从整体到细部最基本的文本编码。这里面，就涉及到“怎样呈现”的问题。任何修辞都是一种发现，更是一种能力或创造。“细部修辞” 则是那种更为用心的发现，是很少整饬生活的独到选择和朴素的叙述策略，虽然文本叙述的细部可能无处不在，但它不只是作为语言层面的问题来加以讨论的。因此，作家的修辞，在生活面前并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那些经意或不经意的遗漏和空缺，那些需要深入精神、心理和灵魂肌理的探查，往往就可能是最重要的细部修辞。

《现实一种》是余华“先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中篇小说，它与《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等作品，成为余华最结实的几个中篇。《现实一种》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小说，无论在1980 年代，还是在今天，他的叙事伦理都显得特立独行，虽然它写于三十多年前的1987 年9 月。这是余华大胆地进入并呈现人性的细部，直逼人性之乖张，发掘人性中暴力根性的一部寓言式小说文本。我认为，《现实一种》可以视为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第一篇表现人性暴力和彻底颠覆人性伦理的最具叙述强度和审美冲击力的“伦理叙事”文本。小说的叙述伴随着死亡在亲情之间的接二连三的密集地演进，令人惊悚的现实一下子撕开了人性中虚伪的面纱，令我们洞悉伦理的脆弱，也让我们立即看到人性内部难以想象的另一幅图景。

如果要对小说“破题”的话，《现实一种》则透射出无尽的深意。首先可以理解为，这是现实的真实存在之一种，或仅仅是一种而已，此外还尚有种种。但“这一种”足以让我们看见人性的真实状态，以及最阴暗、最混沌的非理性和非人道的层面。皮皮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将自己的襁褓中的堂弟扔到地上，脑浆溢出。

接着他看到堂弟头部的水泥地上有一小摊血。他俯下身去察看，发现血是从脑袋里流出来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开放着。而后他看到有几只蚂蚁绕过血而爬到了他的头发上。沿着几根被血凝固的头发一直爬进了堂弟的脑袋，从那往外流血的地方爬了进去。他这时才站起来，茫然地朝四周望望，然后走回屋中。

皮皮在极其冷漠的、不以为然的状态里，结束了堂弟的生命，还要好奇地观察堂弟死后的情形。接下来，就发生了山峰踢飞了皮皮，山岗将兄弟山峰置于死地。这种“连环杀人”“连环生死”，竟然发生在亲兄弟两个家庭之间，抑或就是一家人之间。亲情的伦理，血缘的伦理，在这里形同虚设，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最引以为骄傲的温情脉脉的纲常、礼仪、孝悌，在这里被一丝丝无情地碾压、粉碎，成为神话的齑粉，荡然无存。我们能够感受到，余华正努力地沿着鲁迅的道路大胆前行。余华选择这样一种人伦关系，来考量血缘的可靠性，甄别人性变异的种种可能性。他将人与人之间最可靠的人伦关系毁损了给你看。而且，这就是现实，而不是虚幻，这是充斥着血色的实存。我们禁不住要问，余华为什么呈现出如此不可理喻的亲情之间的相互残杀？亲情尚且如此，何况别一种人伦？文本采取“中性”叙事的语气，呈现生死瞬间的细部景象，给我们释放出极大的阅读、想象空间。这幅在冷漠中呈现出人性断裂的图景，区分了寓言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层面的对立与重叠，以及两者之间不可思议的转化。

《现实一种》中，母亲的漠然更加令人惊诧。一开始就是她的情绪、心理，或者说是她的存在形态，笼罩了整个家庭。这原本是一个聚集在一起的、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结构，但这个结构又似乎是虚拟的。糜烂、陈腐、衰朽、冰冷、死亡的气息，弥漫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母亲不时地抱怨： “骨头发霉”“体内有筷子折断的声音”“胃里好像长出青苔来”“你把我的骨头都摇断了”“腐烂的肠子”。她对死亡的感觉被书写得格外特别和细腻。两个孙子的生死，仿佛与她无关，历史的、血缘的、本源性的人性的“根部”发生了断裂，出现溃烂不堪的绿苔，寓意直指人性的本源性之恶。因此，我们说余华叙述的细部，是对人的感官、神经、心理和灵魂的多重的冲击。

“山岗看见儿子像一块布一样飞起来，然后迅速地摔在了地上”。山岗与妻子对话时，谈到儿子的死，竟然异常地冷静与淡漠，难以想象即使是死去了孩子的母亲，也在眩晕中异常地冷漠。无疑，冷硬与荒寒，嚣张与怪诞，沉郁和压抑，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整体美感特征。在这里，非理性似乎成为存在世界的一种常态，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杀人、暴力、死亡，一切似乎又都是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这期间，所有的人物都没有任何感情波澜和理性的自省或自我约束。我们不能不惊叹余华超凡的想象力和对存在世相惊人的表现力、概括力。细节、细部，都显示出余华惊人的想象力。这种书写，无疑是一场艺术变革。奇异而独特的感觉世界，全新的美学意识，放弃典型化原则，令想象力变得如此自由。

如果进一步深究小说细节、细部及叙述背后的哲学意味，就会发现伦理秩序、血缘连锁，均被颠覆。那么，如何来理解和阐释余华这部小说的深层意蕴呢？这部小说的写作逻辑起点是什么？我们不能不慨叹世情的虚幻化和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叙述中没有启蒙诉求的细部描述。在这里，自我与人物的祛魅或符号化，情感的中性化，对暴力、死亡、逃亡等行动的极端表现，都利用错位和意外构造细部的演绎。胡塞尔“现象学”强调“还原”，这种主观化的意图，纯粹的主观性就是纯粹的客观性，胡塞尔在抹去了主客观的区别时，其实是抹去了客观性。与“新写实”的叙述姿态非常近似，《现实一种》的叙述是直抵事物的“原生态”的“零度写作”，感觉余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影响。而且，在这种“零度”的叙述状态下，我们感受到文本细部所发散出的人物和事物的温度。

所谓“转型”，是作家在另一个精神和向度上的继续寻找和探索，是对世界和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的触摸。我们看到，一个写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作家，此后又写出了一部当代“现世” 的亡灵书—— 《第七天》。我们感觉，这是对他有关这个世界图像的继续演绎和局部调整，而余华依然不会放弃对细部的发掘和呈现。

他写的这部《第七天》，其实也完全可以叫做《死后》。小说表现了当下社会的某些乱象，所以，使得余华的叙述具有强烈批判的锋芒。贫富悬殊，暴力拆迁，食品安全，事故瞒报，警民冲突，维稳，小三，器官买卖，在这里，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几乎全部记录在案。所以，这部小说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什么“新闻串烧”。其实，余华所描述的这些生活乱象及其细部，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是那一段日子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小说的文献功能就在于此。应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诗化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它细致地写出了存在、生存的艰难。确切地说，这里所呈现的，是人的生存境遇，而不仅仅是生活本身。穷人、弱者、普通人，许多人死去，甚至“死也死不起”，“死无葬身之地”，仿佛鲁迅那章著名的散文诗《影的告别》。这里的人们死后都彷徨于无地，这里也仿佛就有那么一个地方叫做“无地”。仔细想，余华写的这一切，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这些已然是日常生活。人在生活中是无能为力的，仿佛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幽灵。看上去，余华的语言诗性、沉郁，没有力量，其实，余华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叙述语言，写出主人公杨飞就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

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

我出门时浓雾锁住了这个城市的容貌，这个城市失去了白昼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我走向公交车站，一些人影在我面前倏忽间出现，又倏忽间消失。我小心翼翼走了一段路程，一个像是站牌的东西挡住了我，仿佛从地里突然生长出来。

这样，细腻的叙述很形象地把一个正常人在当代社会里的那种无力感、无可奈何感，很柔软地表达出来。同时，余华也写出了历史、时代和生活的沧桑。“火葬场”和“殡仪馆”，“宾馆”和“招待所”，“浓雾”和“雾霾”，在词语的细微变化中，人在时代的变动不羁中的茫然，跃然纸上。可以说，这是余华对一个时代的深刻感受，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余华在词语方面所做的细部修辞。

余华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小说家。他小说的语言，一贯地干净和诗化，情节、细节、细部都显得单纯、精粹、细腻，语言蕴藉着巨大的张力，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变化，交替推动着叙述的推进。在《第七天》中，仍然保持着余华对事物的实质性感知，表现出其敏锐和细致。余华对词语也极其敏感，他将现实和非现实，通过特殊的叙事视角和细部呈现出来，显示出叙述的力量。看得出，余华在写作中不断地在探索和挑战文学叙述的传统和惯性，而我们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则要改变以往的许多有关“纯文学”的观念了。

三

小说《黄昏里的男孩》，无疑是余华的一部杰出的短篇小说。其实，这篇小说只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已经年过五十，花白头发，眼睛常常眯起来的、卖水果的摊主孙福；另一个是有着黑亮的眼睛，黑糊糊脏兮兮的手，衣衫褴褛的乞丐男孩。也许，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故事，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性冲撞和人心对峙？

这一次男孩没有站在孙福的对面，而是站在一旁，他黑亮的眼睛注视着孙福的苹果和香蕉。他对孙福说：“我饿了”。孙福看着他没有说话，男孩继续说：“我饿了。”孙福听到了清脆的声音，他看着这个很脏的男孩，皱着眉说：“走开。”男孩身体似乎抖动了一下，孙福响亮地说：“走开。”

孙福是一个曾经遭遇过重大的人生变故的中年人。他的儿子在五岁生机勃勃的时候，不幸沉入池塘溺水而亡，妻子在几年之后，与一个剃头匠私奔。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在不经意间土崩瓦解。这样的生活变故和人生转折也许曾经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只是时间各异罢了，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其中有种种诱因，都难以说清。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谜，往往都是我们难以破解的。孙福的遭遇，也可以说是个人生活的磨难，就在他最好的年龄、身体最结实、最容易产生幸福感的时候发生了。这些，余华在叙述到最后的时候，才帮助孙福进行了一个短暂而平静的回忆，这种回忆虽然轻描淡写，但是深意盎然。或许，我们能够想象出来，一个成年人在遭遇了丧子丢妻的生活罹患之后，性格、人性、精神、心理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余华将关于孙福的这些“背景”交代，留在了叙述的末尾，而让一幅凶狠、残暴的面孔率先登场。我们在孙福最初的形象中始终认定他是一个缺失人性善良的恶人，我们无法猜想他曾有过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还算得意的早年。一个少年，不是一个职业的乞讨者，也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变故，流落在街头，这个比孙福溺死的儿子小不了多少的孩子，俨然终于成为孙福的一只期盼已久的猎物。饥饿覆盖了这个少年的真实面孔，饿得发昏，已然有些恍惚状态的时候，他抓走了孙福果摊上的一个苹果。从此，余华的叙述开始了漫长的、令人喘不上气的细节、细部的铺排，开始展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都属于最低的存在起点。无疑，文学的记忆，其实往往是一种感官记忆，味道、声音、色彩、气味、细碎的场景和细节，悠长地凝聚着生命在种种存在缝隙中的真实。上世纪末以来，看上去，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细节的时代，商业化和娱乐化正在从人们的生活中删除细节，而没有细节就没有记忆，细节恰恰又是极端个人化的沉淀，是与人的感官密切相连的。只有那些完全属于个性化的、具有可感性的生动的细节，才能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和存在的质感。余华在《黄昏里的男孩》里，通过极其个性化的细节，将人的所有尊严带入了某种绝境，或者说，余华在一种“内心之死”般的绝境中，把一种被称为尊严的生命形态和存在品质、一种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存在理由，毫不虚饰地进行了割裂。让我们面对人生最绝望、最可怕、最无奈的境地，让我们在精神心理上，承受那种躲在黑暗中的无情和凶残，最后，让我们的内心走向崩溃。

于是，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用长达几页的篇幅描写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细节和场面，余华也在不断有意地延长叙述中的孙福的暴力。

孙福拼命地追上偷走了他一只苹果并且咬了一口在嘴里的男孩，他苛刻、无情地打掉男孩手里的苹果，一只手抓住男孩的衣领，另一只手去卡他的脖子，向他疯狂地喊叫：“吐出来！吐出来！”

孙福抓住他右手的手腕，另一只手将他的中指捏住。

……

余华让孙福迅速地进入疯狂的状态。余华的叙述几乎都由近景或特写组成，细腻地呈现这残忍的一幕。而且，他让叙事者叙述的时候，好像心如止水，冷静异常，不露声色地让孙福继续残忍下去，扭曲下去，将他的疯狂继续舒缓地拉长。而我们此时的感受已经是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孙福在得意中娴熟地从事这一切，享受着这一切。而好奇的人们都在认真、贪婪地目睹着，心满意足的看客，将这些当成趣味横生的风景。余华让他们与孙福一起创造一个人世间的奇观：一只苹果约等于一只中指，这是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一种比附。也许，我们会理智清醒地以为，这是在我们时代发生的一个荒诞不经的新游戏。故事如果就此收场，余华恐怕还不能算是“残酷”的作家，也谈不上残忍，所以，余华就让男孩继续遭受孙福的折磨，肆意扩展着叙述的长度，使男孩所遭受的羞辱达到了极致。

孙福捏住男孩的衣领，推着男孩走到自己的水果摊前。他从纸箱里找出了一根绳子，将男孩绑了起来，绑在他的水果摊前。

他看到有几个人跟了过来，就对男孩说： “你喊叫，你就叫‘我是小偷’。”

男孩看看孙福，没有喊叫，孙福一把抓起了他的左手，捏住他左手的中指，男孩立刻喊叫了：“我是小偷。”孙福说：“声音轻了，响一点。”

男孩看看孙福，然后将头向前伸去，使足了劲喊叫了：

“我是小偷！”

孙福看到男孩的血管在脖子上挺了出来，他点点头说：

“就这样，你就这样喊叫。”

对此，我们竟无法不深刻地同情这个因饥饿而偷了一只苹果的小偷。灵魂、道德的天平，让我们向着小男孩无限地倾斜下去。我们在字里行间已经闻到了秋日黄昏里血和泥土混在一起之后，所产生的那股“腥红”的气息。余华让这种人性最粗糙、最野蛮的状态，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泛滥成一场疯癫的、令人绝望的悲剧。余华这位对自己也极其苛刻的作家，这一次，对人物的表达简直是苛刻到极点。他对人性最低劣品质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人性、人的精神心理现状的高度警觉。说到底，余华通过细部，挖掘出隐匿在人性深处的卑劣现实，在这里，人内心最黑暗的部分尽显无遗。同时，也表现出余华极大的悲观，“男孩走进黄昏”或“黄昏里的男孩”，无疑是一个沉重、沉痛的意象，男孩在沉默和悲凉中的隐忍，是否也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绝望”？读到这里，我们又恍惚看到了鲁迅的身影，眼前的文字变得令人难以卒读。余华这个虚构的故事，是对人性所做的一次尖锐的写作，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依然是需要一种特别的勇气。我们感到，就在这短小、细碎的描述中，一种具有震撼力的事物正在从低处向高处攀援，直抵我们的内心。

可见，细节、细部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它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好的文学叙述，它的精华之处，一定在细部。任何一部杰出、伟大的作品，无不是无数精彩细部浑然天成的组合，细部所产生和具有的力量，一定会远远覆盖人物、故事、结构本身，而且，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既诉诸了一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内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平凡、平实、平淡，朴素、诚挚、充满情怀，才是一部作品熠熠生辉的根本和底色。惟有从最基本、最普通、最细致，而非有深刻命意和内在深度的生活着眼，表现最实在的生活，不故弄玄虚、掩人耳目地制造悬疑的叙述才会更加耐人咀嚼。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绵延不绝的艺术力量。余华的小说真正地做到了。

注释：

①④余华等著：《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28 页，第270 页。

②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

第252-253 页。

③余华：《活着》，南海出版公司1998 年版，第134 页。

文章来源：《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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